题目：北大改革：利益与理性之争 刊发时间：2003年7月21日

　　采访对象：卷入北大改革的校内各方和发表意见的校外学者

　　［新闻回顾］从北大BBS上，我们隐隐看到了改革方案出台之初，种种以“公共利益”为旗帜的私人利益之争—— 尽管私人利益也是不容漠视；我们也渐渐看到，随着事态的发展，学者们公共理性的回归——北大改革的探讨因而走向更深刻 的层面。从6月末开始，改革设计者之一的张维迎婉拒了一切媒体采访，却频频在北大校园网上回答师生的质疑。当时，对先 后九易其稿的改革方案的质疑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

　　撰稿／李宗陶(记者)

　　我一直以为：这世间，真正站得住脚的道理其实并不多；要用不乏味的语言将这些道理说清楚，是具有挑战性的。这 决定了我对“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好奇心和兴趣。

　　一位业内前辈说过：如果你要写一篇1000字的稿，你最起码要采访5个人，看1万字的材料。打开资料夹，我浏 览了当初为了这一选题收集的资料，共计184000余字。与最后成稿的12000字相比，这个前期准备是有盈余的。

　　看着那些文字，7月初的那两个星期便渐渐清晰起来。

　　我的采访是从上海开始的。圈内打了一通电话，最后锁定两位学者——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系的曹树基教授和华东师 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前者是一位热情洋溢的学者，在那个酷热的午后，他于近乎简陋的办公室里用一瓶冰红茶接待了 我。那次谈话，我整理了2905字的材料，在赴京前交由他过目。

　　许纪霖新居的小花园很适合读书，交谈时，常有微风拂过。身为世纪中国网站的主要经营者之一，他对已见诸文字的 各种观点都有所了解。他对青年学者在这场变革中表现出来的气质和某种“公共理性”的缺失表示失望。“在北大的BBS上 ，我们已经看到北大一些青年教师的发言，都打着人文精神、公共利益的旗帜，但背后隐隐都有个人利益在。个人利益至上没 有关系，但我鄙视虚伪。我(们)的利益受到侵犯，所以我反对，这也没有关系，但不要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这让人从骨子 里看不起。”这段话，成了我最后去北大探寻“利益与理性之争”最初启蒙。同样，起程之前，我交给他2681字的录音整 理材料，这让他有点惊讶——像你这样认真的记者不多了。我说，惭愧，我只是感兴趣罢了。

　　芍园一住四日，每天经过未名湖去听各种各样的道理——在真理、局部真理、似是而非的伪真理之间穿行，训练自己 的感悟力和判断力，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这是当记者以来比较难忘的一次经历，因为我同时完成了一次认知。认知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思想成长的过程，弥足珍贵。

　　我同时在训练自己的突破能力。因为可以揣测的原因，从7月初起，张维迎教授拒绝了包括《东方时空》在内的所有 媒体的专访。但我做到了(我说服了校长办公室的秘书，让她告知张教授的行踪，然后直截迎候在门口)，他给了我1小时。 虽然被要求不能做成专访，但走出他办公室的那一瞬间，我有落泪的冲动。

　　采访张维迎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这件事唯一让我感到沉重的是，我觉得北大现在的青年教师(或中年副教授) 非常‘封闭’。”我追问“封闭”的含义，他说：“不仅仅是心态，还有视野和知识结构。”

　　在北大采访的那几天里，因为经常要穿过整个校园去寻找教授、讲师和学生，我的脚磨出了水泡。报道发表后，许纪 霖称赞说：“恭喜你的文章上了新浪要目！这是我读到的关于北大改革的最好的采访，平衡报道，所有的问题都提出来了，不 露声色地揭示了其中的复杂性。杨东平的演讲也很棒。”曾经迟疑地接受了我登门采访的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李强教授发来邮 件：“从网上看到你写的北大教改的报道，觉得写得很好。可否给我寄两份过来？我可以转给张维迎一份。”我寄了，且很有 点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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