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期就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发现，近些年，一些省市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中，悄悄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家族化”现象：内部管理权力“近亲繁殖”，权力结构逐渐被企业高层家族成员垄断；财产资源逐渐被家族占有或“借用”。有关专家指出，国有企业“近亲繁殖”的家族制，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地侵占国家利益，直接危害是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难以搞好，极易带来社会不稳定，而且在国企内部构建家族化权力网，还将使国家正常的国有经济秩序和公共准则形同虚设，延缓国企现代化进程。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今天，部分国企经营管理中出现的这一异常动向应引起高度关注。

　　内部管理权力“家族化”

　　近些年，一些国企领导利用手中的“绝对化”权力，通过对企业科层制的大范围“改造”，将内部的管理权力向家族成员转移，把家属亲属安插进企业中的各级管理层，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家天下”。有的国企领导还借改制设法成为企业大股东，组建起家族化色彩浓厚的权力关系网。一些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呈现家族主义，国企家族化经营现象严重。记者调研了解到，陕西西安宇翔汽车实业总公司是由国有企业西安汽车修配厂改制而成的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1998年改制时，原企业1000多名职工中有447人集资入股。但近几年来，董事会以多种方法不断诱使近300名股东陆续下岗、内退或停薪留职，以减少在岗股东人数，至今在岗的股东不到140人。与此同时，公司领导却纷纷将亲属调入公司，董事长的女儿、总经理的亲属及其他管理层的七大姑八大姨等，都先后进入公司，有的当上经理。

　　国内一家有名的国有控股鞋业集团公司，近些年已俨然发展成为一个家族式的企业。记者采访了解到，该集团主要负责人的大量亲属被安排在企业内部工作，并把持着供应销售等重要部门要职。比如，儿子任集团驻美国公司经理，同时兼任集团生产供应部门总经理。在近几年的驻各地分公司改制中，妻弟、侄孙及其他亲属也分别当上海南、山西、上海、烟台、兰州等地分公司经理。

　　近些年检察机关查处的一些国企高层职务犯罪案件也显示出国企内部权力“家族化”转移这一动向。辽宁本溪钢铁集团从1985年到1997年，在连续三任总经理（董事长）张文达、李志达、白尚显等人领导下，曾出现父荣子女贵的家族共荣局面。1998年辽宁省委调查组进驻本钢调查时发现，本钢大大小小的“太子”们几乎都被安插在最要害的部门——公司销售处和驻各地办事处，不是处长科长就是经理，牢牢把持着钢材的经销大权。仅在本钢销售处这不到100人的部门里，就有公司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达36人。原总经理张文达从1985年到1995年任本钢总经理，其大女婿张希刚在本钢珠海办事处任经理，女儿张丽茜在本钢驻美国办事处，二女婿周澄任本钢北京销售公司经理；原总经理白尚显的儿子在本钢深圳办事处、秘书在本钢烟台办事处任经理。

　　财产资源占有“家族化”

　　记者调研发现，近些年，一些国企负责人对财产资源的侵占已经从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向对生产资料的侵占发展，并呈现出家族化特征。据检察机关查处的许多国企高层职务犯罪案件显示，“左肩国企厂长右肩私企老板”的“两面人”现象严重，成为国企财产资源占有“家族化”的最突出表现。这些国企高层身在国企心在“私”，挪用国企资金，占用国企设备、生产资料和业务渠道，打着“国有牌”，开设“私家店”。国有企业成为其所办私家公司依附的“大树”。今年上半年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的上海一家国有大型超市前任总经理孙某，2001年6月，没有投入任何资金，虚假注册了一家5000万元的企业，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孙某，账面上出资51％，其余7人出资49％。据这7人称，当时谁也没有投入过资金，手续皆系别人办理。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个“空壳公司”。之后，孙某又挪用、占用国企资金，先后投资注册了数家私营公司。孙某在这些公司控股80％至90％，既是法人代表，又是总经理。这些公司一直利用国有超市品牌和人、财、物经营。

　　今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的湖南株洲市湘东化工机械厂气轮机厂原厂长刘立华，1999年被任命厂长仅5个月后，就“假借”舅舅彭治国的名义注册了一家名为攸县湘东气轮机厂的私营企业，并由在湘东化工机械厂任财务处长的妻子林里莺任自家企业的会计兼出纳。刘立华还以5％的业务费提成为允诺，让国企气轮机厂一批业务骨干为自家企业拉客户。这些人以攸县湘东汽轮机厂的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刘立华利用国企气轮机厂的“资源”生产、加工客户产品。至2001年2月，攸县湘东气轮机厂以此方式共对外签订销售合同269万元，刘立华获利100多万元。而他担任厂长的国企气轮机厂在其任职期间亏损了147万多元。

　　河南新乡棉织厂原厂长张同安则大玩国企“公改私”改制游戏。1998年注册成立自任董事长的私人公司，买断棉织厂主要生产车间价值2000万元设备的经营权，为自家公司生产；然后大量变卖国有资产，几乎将棉织厂原有库存产品和机器设备全部卖光，同时，将厂房和家属院以极低价格卖出，新购机器设备也全部用于自家公司的生产。等棉织厂资产所剩无几时，则提出破产申请；在申请破产期间，又开始大规模除名工人以降低安置费用，待申请获批时，全厂已除名500多人，调离160多人。最后张同安又要求工人带着安置费进自家公司，想不花一文全盘接下棉织厂这个原本资产近亿元的大型企业。

　　国企财产资源占有“家族化”的另一种表现是，一些国企负责人通过“内外家族勾结”，为国企外家族成员做国企生意开绿灯，间接侵占国企利益。曾先后任辽宁本溪钢铁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长的李志达及其儿子李铁钢的默契配合，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铁钢承包原材料主要依靠本钢的本溪市属企业利源钢管厂下属的销售公司，凭着其父李志达的两次批条，李铁钢采取先提货后付款的方式，先后从本钢提走价值8700万元的紧俏钢材3．2万吨，前后只付过少量货款。这3．2万吨钢材，真正被用于利源钢管厂生产的只有1300吨，其余全部被李铁钢倒卖，所得货款全部落到他自己所承包的利源产品销售公司账上。1996年利源钢管厂破产，欠本钢的巨额货款无法收回，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983万元。

　　对经济政治社会的“显性”“隐性”危害大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家族制实际上是民营企业的优势，是国有企业的劣势。民营企业的家族制是为了企业利益增长，国有企业‘近亲繁殖’的家族制是为了更方便地侵占国家利益，危害极大。”记者采访了解到，国企权力“家族化”的直接危害是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企业发展趋缓，甚至陷入困境。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资料显示，近5年来，北京市国企主要负责人犯罪造成的损失不断上升，从5年前的不足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7亿元；而挪用公款开公司、办企业等经营活动则成为国企最常见的犯罪形式。一些专家估计，部分国企负责人通过“内外家族勾结”，为国企外家族成员做国企生意开绿灯，把国企应得的利润转移到家族口袋，不仅隐蔽性强，给国企带来的损失可能会更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者张翼分析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一些国企负责人挪用国企资金，占用国企设备、生产资料和业务渠道，开设“私家店”，一身兼两职，这实质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问题。这种私有化行为不是以合法的手段来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是以非法的方法、以权力资本向其他社会资本的转化为特征、以权力撬动经济资源的廉价或零成本转移为操作技巧来完成私有化历程的。

　　一些政治学者接受采访时认为，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家族化”现象对政治社会的“隐性”危害极大。一是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表明政府的权威正在受到忽视。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国家财产的转型过程，就会使群众对政府的效能产生不信任感；二是国家利益被分割为“家族”利益的“分利”行为倾向，表明国家凝聚力正在受到忽视。这些国企高层对中央的政策采取机会主义态度，把“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在国企内部构建家族化权力网，利用权力资源谋“家族”之私，将使国家正常的国有经济秩序和公共准则形同虚设；三是国企资产是企业经营的条件，是职工生存的土壤，更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被“家族化”侵蚀，企业就难以搞好，职工就没好日子过，容易带来社会不稳定。许多检察机关人士指出，“家族化”现象还使一些国企内部腐败变得更为隐蔽复杂：一是产生许多家族腐败集团和“衙内现象”，家族成员仗着父辈的权势在企业内部胆大妄为，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贪，对社会的危害极大；二是对这种带有浓厚宗法性的家族关系网的监督和查处难，成本高。

　　权力失控提出“谁来监督国企‘一把手’”命题

　　分析一些国企“家族化”现象的滋长及现形，不难发现许多共同之处，比如，“一把手”权力失控成为“通病”，在用人问题上有绝对的决定权，并毫不避嫌地任用家族成员或亲信；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所作所为，企业职工应早都有耳闻，但由于他们位高权重，奈何不得；一些腐败问题的败露，大都不是在其权势最显赫的时候，对其的查处，有其明显的滞后性。有关专家认为，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对国企“一把手”及其行使的权力的监督体系不能说不健全，如党内监督、权力机关监督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等。但名目众多的监督类别，对国企“一把手”来说，似乎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这说明监督体系或监督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

　　比如党内监督方面，政企分开后，对企业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工作考评机制偏重于几个硬性经济指标，导致不少干部热衷于个人“政绩”的宣传，对其政治思想表现等深层次方面的考评被忽视，或简单化或表面化；权力机关监督、立法机关监督方面，在体制剧烈变革的同时，由于法律法规建设、机构设置跟不上，造成“无法可依”、无专门机构进行有效监督；国企内部监督方面，政企分开后，国企普遍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领导的自主权扩大，但对国企经营者权力约束机制和权力行使机制没有作明确界定。不少企业领导集管人、管钱和用权于一身，大权独揽，权力得不到有效制衡，加上国企领导是任命制，致使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被弱化，民主和公开程序缺失，“一把手”“一言堂”现象形成，其主导制定的企业工作制度在自己面前失去刚性，形同虚设。据了解，河南新乡棉织厂原厂长张同安在企业改制中，大量变卖国有资产，将厂房和家属院以极低价格卖出，其价格连副厂长都不知情。在多类别的监督乏力情况下，如果“一把手”又缺乏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则极易出现“上级监督不着，同级监督不了，下级不敢监督”的现象；如果出现监督真空，在“一把手”思想蜕变的作用下，则极易陷入谋私怪圈。

　　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股份制是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旨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记者调研发现，不少国企的股份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呈现出“伪改制”现象：高层管理者背离股份制运行法则，治企不是靠机制，而是靠人治，董事不管事、监事不监事、股东成摆设。据了解，陕西西安宇翔公司的股权是平均分配的，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在内每人一股，400多名职工股东是股权的主体，应拥有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董事会的意志应代表股东主体的意志，董事会的行为要受广大股东制约。但实际上广大股东成了摆设，公司的经营行为、财务状况等，“大股东”们全然不知情；股东多年来无法参与公司重大问题的决策，连修改公司章程等这样的大事，股东们没有发言权。董事会的少数股权操纵多数股权的命运，董事会成员甚至以公款私存方式，以个人名义投资注册多家企业。

　　国资保护根本在于制度法律的规范与执行

　　记者调研时，一些国有资产管理问题专家认为，遏止国有企业“家族化”现象和国企经营腐败，保护国有资产，必须健全制度约束，从制度和法律着手，明确和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权力行使机制，规范企业改制和运行，这是保证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有关专家建议，规范国企改制过程，保证国企改制工作有序推进，迫切需要在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加快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组建的进程，使各个层面国有资产监管的责任主体尽快到位；二是抓紧制定和完善有关的规范性文件，使具体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此外，由于国资管理体制调整面大、影响面大，应尽快制定出台《国资法》，以法律保护国有资产改革，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从源头上避免和减少企业领导职务犯罪的发生。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改制成股份制企业或者在向股份制企业发展，应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切实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和健全的企业领导体制。建立健全董事会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监事会制度等一系列现代公司管理制度，使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班子真正形成一种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企业管理模式。严格实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和监事会分设，董事长和总经理分设。监事会主席一般应坚持跨行业外派，实行体外监事为主，并进行财务监督，评价“一把手”的业绩，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

　　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国企“一把手”有限授权机制，规范“一把手”的职权和责任。强化对企业“一把手”三种权力的制约：一是用否决权制约决策权。对企业重大事项的决策，如重要干部的任免、大额度资金的使用、重要项目的安排等，要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经董事会批准后方能执行，严禁一个人说了算；二是用监批权制约签批权。要由监事会或相应职权的个人和组织对掌权者的签批进行监督把关，以消除监督的空档和漏洞；三是用审计权制约理财权。强化企业领导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和企业亏损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对企业管理权力的控制和约束力度。（记者黄庭满）（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