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今日发表短评指出，明年春节来得早，看来猴年还真是个急脾气。所以，提提春运这个话题，现在已为时不早。

文章写到，这些年来的春运，正在逐渐改变其“忙、乱、闹”的旧形象。忙，是因为客流骤升；乱，是因为引导不力，忙得无序；闹，则是因为相关的运输政策、价格政策，甚至包括涉及进城农民工的一系列政策仍未尽合理。要想让喧闹的春运安静下来，也不妨从长远着眼，致力于梳理相关的政策环境，从治闹下手。不闹了，也就有序了；有序了，也就不会那么忙了。

不久前，广东的物价和交通部门联合发出了一份关于公路客运春运票价的通知。不过千字的短文，就把政策讲明。事情变得如此简单，关键还是在于3年前当地开了一场春运价格听证会。当时引人关注的制度创新之举，现已在全国铺开。而开了听证会先河的广东人，仍在享受创新留下的财富——此次春运的定价原则，仍将以当年经价格听证而制定的水平为坐标。

文章还写到，春运的价格政策，牵动多方利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怕出现多侧面、多角度的不同利益，关键是需要政府部门来合理地调节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并使相关的调节手段和调节政策逐步制度化。在临近2004年春运的时候，京、沪、穗等城市相继提出了安排更多农民工在城里过年的建议。这不是今年的新创造，但变化在于去年零星的举动，正逐步演变为今年较成体系的安排。而这仍然是一种过渡状态。因为我们注意到，不少城市的类似安排，仍停留在政府部门节日里给农民工“送温暖”的层面。这种层面固然长期需要，但更起决定作用的是要创造条件，让进城农民身上除自然人属性之外，再多一些合理的经济人属性，再多得到一些法律层面的角色保障。如此，这支春运路上的主力军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理性的分流，而春运固有的嘈杂也才能进一步减少。

春运，将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长期现象。过去的春运之所以让人头疼，原因大概出自两方面：一是供给能力的总量、结构及调节方式，都未能满足需求方所提出的较高要求，这需要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和春运服务的提供者们，更细致地捕捉错综复杂的春运需求；二是春运本身承载的功能有些错位，春运旅客大军的构成还带有较为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这需要我们想方设法来引导需求方，使春运的需求逐步接近合理的规模和理性的流向。

若能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春运的潮水仍会年年到来，但春运的喧闹和其间的种种不适，会一点点地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