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何兵，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解放后，为了配合“共产风”和“大锅饭运动”，私人对财产的追逐被妖魔化了。私人对财产的追逐被形容为“追铜逐臭”。相应的，公有财产和集体所有财产被神圣化。在法律和政策上，公有财产和集体所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私人财产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必须让位于公共利益。

　　“公有财产神圣”口号的提出，基于一个伟大的理想，这就是国家将社会财富集于一身，并通过人民公仆们公正、合理的运作，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地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对于获得的社会财富，由国家按劳分配，从而实现人民对社会财富的平均占有。然而，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私心是不可磨灭的。自利是人之本性，试图灭绝私心行为，实质是灭绝人性。著名的思想家柏克说过：试图消灭差别的人从来没有做到过平等。柏克并且断言：正是对私人财产权的蔑视，正是使国家的利益与私人财产权相对立，才导致了那些毁灭性的罪恶发生。

　　保护私人财产是和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财产权就没有人权。人们只有确定地掌握着不可动摇的私产，只有控制着自己生活的基本依据，才可能对国家、对社会其它利益集团独立、自由地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没有财产的独立，就没有人的独立。一旦财产脱离了私人占有，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在国家是唯一老板的年代，对抗国家意味着自取灭亡。一位哲人曾言，一旦财产归于单一的占有者之手，奴役就在近在眼前。

　　对于将国家对私有财产纳入宪法保护，民间和学界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保护私产的实质是保护富人，因为穷人没有财产需要保护。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富豪们总有足够的手段来保护他们的财富。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富豪们可以无坚不摧地侵夺穷人的财产，是中下层和穷人更需要对其财产权的保护，因为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势十分有限。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财产权都首先是穷人的权利。帝王是不希望有财产权概念的，官员们也不希望有财产权概念，否则他们侵夺穷人的财富就有了法律上和道义上的障碍。我国著名学者刘军宁有言，人不怕穷，怕的是没有致富的权利和自由。在没有财产权的社会中，富人愈富，穷人愈穷，最终只有通过战乱来重新分配财富。在国家是唯一雇主的国家，与国家作对意味着慢慢饿死。在这里，不劳动者不得食被一项崭新的原则所代替：不服从者不得食。

　　强调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并不是否认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存在，并不否认国家对公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保护，并不反对国家在必要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限制乃至征收私人财产。但问题的核心在于，由于强调国家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限制了国家任意剥夺私人财产的可能。对于私人财产的限制乃至剥夺必须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集体利益，不能任由官员们自行解释，他们的解释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来论证。限制乃至剥夺私人财产权，不仅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且必须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从私人财产的正当程序保护而言，本次修宪草案并不是十全十美。草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国家官员声称他们是在依法征收和征用私人财产之时，私人如何与国家争辩？按照什么程序来争辩？在争辩被法院判定之前，征收、征用的决定能否执行？前人大委员长李鹏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重实体，轻程序”是我国法治建设中历来存在的大问题。从本次修宪草案有关私人财产权保护条文来看，这个问题要得到真正的解决恐怕尚需时日。考虑到让国家保护私人财产的规定落到实处，不妨在该条文中加上正当程序内容，即将本条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并经过法律的正当程序，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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