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康劲

　　徐建平死了，在圣诞节的这天上午，他终于被注射执行死刑，这个中国纺织业的才子、科技有功人员没有逃脱残杀妻子的罪责；200名曾上书法院呼吁枪下留人的专家学者们，此时也都沉默着，社会非常理解他们，因为我们大家也同样有着爱才、惜才的伤痛之情。但在此时此刻，我依然要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又一次艰难胜利，默默地鼓掌！

　　“刑不上大夫”曾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下的一颗病瘤，在践行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当代中国，这棵病瘤非但没有彻底消失，反而总是借助着不同的土壤，进行物种变异，刑不上“精英”论就是其中之一。200名专家学者上书请求对徐建平“法外施恩”的做法，则是刑不上“精英”论的一次集中展示。虽然，专家学者们的做法在当时就曾遭到舆论的普遍批评，但是，我无法乐观地看到刑不上“精英”论会随着徐建平的死而永远地离开我们。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2003年夏天的关于徐建平生死的那场争论。虽然杀妻分尸令人发指，但一审判决死刑后，却有近200名专家学者上书法院为徐建平求情，力图干预司法的独立审判。他们的观点非常鲜明，徐建平为中国纺织行业做出过突出贡献，而且他在羁押期间，有3项实用新型设计被国家专利局授予专利，为此应该减轻或免除处罚。现在看来，他们提出的理由是非常荒唐的，法律不可能因为你是社会名人、党政要员、科学家就实行刑事豁免。但是，为什么在当时近200名专家学者都会如此的办事唐突呢？原因无他，不过是因为刑不上“精英”论起了作用。这种论调在许多人身上，不仅是一种扎根人心的潜意识，而且，在许多时候还是一种足以支配人的行动的一种强力意志。更加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这种潜意识和强力意志，在那些拥有强势话语权的社会精英们身上已演变为集体行为。

　　在徐建平之前，黑社会老大刘涌也刚刚结束自己罪恶的生命。刘涌和徐建平的生命价值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两案的共同之处在于——在一审之后都同样突然冒出了一个专家们联名的请求留命的意见书。

　　刘涌以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出现刑讯逼供等为理由提出上诉，这原本很正常，法庭应该会进行慎重的调查。中国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弊病漏洞甚多，公安检察干警在审问中失职逼供、诱供非常普遍，这也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十数位知名法学家对此应该比普通社会公众更加清楚其深层原因，但他们无视现行制度的未完善和极其艰巨的改革任务，而选中了这起民愤极大的死刑案来大提刑讯逼供问题，目的是要冒天下之大不讳，以自己在社会和司法界的强势影响力，干预司法的独立审判，留下刘涌一命。缘由无他，刘涌被捕前是成功商人、地方名流、人大代表、民主党派，属于社会的“精英”人士，在法学精英们看来，普通百姓受到刑讯逼供可以不管，但刘涌就不行。我不知道那些法学专家们是不是真的知道这样一个法律常识——在同等制度环境下，同等条件的被告人应当受到基本相同的对待，这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永久性追求目标的一种阶段性含义。刘涌曾是“精英”人士就可以特殊——这个法律精英们的逻辑，为社会导演了一幕闹剧。

　　不可否认，中国已经悄悄迎来了一个精英时代。我们所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尚无前人样板可以照搬，虽有国外经验但也须批判吸收，最终为我所用的时代；我们所讲的依法治国，也不是要照办现成的西方司法制度，而是要靠自己不断地去摸索建立。在这项特殊的宏伟事业面前，精英之于社会、民族发展的开拓性作用不容忽视，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精英们是这个社会发展的探索者和领跑者，而使他们拥有豁免权，或者，使法律也来听任他们强势话语权的摆布。

　　为通过维持等级制度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从而使政治秩序得以正常运作，西汉的贾谊提出了“刑不上大夫”的观点，影响中国近2000年。现在，虽然封建的中国早已经结束，但封建的思想意识依然残存，特权意识不仅仅是官员们的专利，而且也感染着新阶层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渴望能够享受“刑不上精英”的额外豁免，并为此不惜破坏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干扰正义的畅行——这是目前我们依法治国道路上的一块最大的绊脚石！

　　但是，正义终归是正义，他不会因为精英的强势地位而扭曲。刘涌案，正义胜利了；徐建平案，正义再次获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决不可一劳永逸，下一次的较量或许就在不远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