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新 闻 深圳立法保护新闻监督权

　　刚刚起草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以法规的形式规定，新闻记者享有无过错合理怀疑权，这在深圳还是第一次。该条例规定，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过程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

　　该条款如能最终获得通过，将是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权方面的一次较大突破。（详见本报12月29日A12版）直评值得期待的记者“怀疑权”

　　好一个“无过错合理怀疑权”！以“权”的形式将记者职业中的“怀疑”制度化、合法化、规范化，这将有利于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中从种种限制中解放出来，从介入到怀疑，从怀疑到批评建议，从批评建议到安全保障，形成监督公权的一支独立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无过错合理怀疑权”的创新提法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先进的理念：公权行使中的廉正与否，必须在合理的、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经由怀疑的证伪。

　　在过去预防职务犯罪的实践中，这方面是走了弯路的。“弯”在哪里呢？就是太相信“证实”的作用而排斥充满“怀疑”的证伪，这种理念在制度中的体现就是：相信公权行使者在本质上是向善、不易腐败、大公无私的，所以他们的表现不容“外人”置疑，这种理念最滑稽的体现就是“血书”和“誓言”。已经“落马”的河南省前交通厅长曾锦城和张昆桐曾分别向省委写血书和立誓言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不过，两任厅长前仆后继的“下水”宣告了煽情“血书”的欺世盗名。

　　谁也不能通过表象“证实”官员的贪或不贪，必须深入到本质，而“怀疑”是深入到本质当中最好的方式，而且是必经的途径。

　　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怀疑应该在“合理”这个框架内才能被支持，没有事实根据而“瞎怀疑”，为了打击报复而“乱怀疑”，这都是“合理怀疑”所不能包容的。这就需要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中要有足够的自律意识，要出于公心，这样的怀疑才是建设性的，才能真正达到预防职务犯罪的预期。摘编自《深圳晶报》12月29日文/曹林求是 社会呼唤舆论监督的突破

　　深圳市一份《预防职务犯罪条例》的初稿引起了传媒的关注，原因在于它提出了现行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以往中央各主管部门下发的文件中所没有的概念和表述。其中，记者的批评建议权、人身安全保障权，有相应的宪法条款的支持，也是任何公民享有的权利。关键在于“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这两个概念，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尚无明确的法律表述，但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中可以找到间接推论的依据。现在出现在讨论稿中，反映了传媒实践已经走到了现有法律法规的前面，需要修订和完善。

　　“舆论监督”在我国通常被等同于“传媒监督”，一部分传媒直接从属于各级党政机关。因此，舆论监督的性质，一定意义上是党政权力的延伸和补充，不完全是舆论在监督，甚至也不完全是媒介在监督，对一些较高职务的犯罪行为的曝光，并不是传媒主动揭露的。现在提出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过程中拥有“知情权”，即了解情况的权利，意味着记者拥有了主动揭露的权利。提出“无过错合理的怀疑权”，则进一步赋予记者在司法机关介入之前予以揭露的权利，这更是在我国舆论监督理论研究领域观念上的进步。

　　本来，党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基于这个原则，现代法治国家的传媒无形中被赋予代表舆论监督政府各部门和公务员的权利。在其职业道德范围内对一些官员的行为提出怀疑，即使后来发现搞错了，传媒也不承担责任。其实，这也给那些受到怀疑而没问题的官员以澄清事实的机会。

　　这里所说的“无过错合理的怀疑权”，与“传媒审判”是有原则区别的。传媒审判指的是职务犯罪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传媒替代司法为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这会干扰司法公正；而怀疑、揭露是一种舆论监督行为，当事人在传媒上应当有申辩的权利。

　　不论这个文件能否在明年获得通过，它所提出的舆论监督方面的记者权利，在我国具有开创性。摘编自《南方都市报》12月29日 文/陈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