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陈新民 任浩

外出考察、挂职锻炼、出国培训······在不平凡的2003年里，我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实施“干部走出去”战略。各级党政干部以不同的方式，外出求取改革真经，探寻发展之道，为提高驾驭市场经济本领开辟新路。

“干部走出去”是一场学习的“革命”，它引发的新一轮观念碰撞和思想解放，如阵阵激流涌动荆楚，为加快全省改革和发展注入一股强大动力。

一

2003年3月26日，全国“两会”结束不久，省委书记俞正声、省委副书记邓道坤带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赴浙江考察。此行主要目的是学习浙江发展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经验，寻求鄂浙经济技术合作。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考察。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绍兴、杭州5市活力迸发的经济形态，让人既感到震撼，又深受启迪，用考察团成员的话说是“看到了差距，压力很大”。差距、压力，这正是湖北各级党政干部在2003年感受最为深刻的两个词语。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冲击，成为癸未年湖北发展的“最强音”。

回溯至2002年底。在武昌召开的省委八届二次全会，3份没有加盖“红头”的参阅材料，让与会人员读出了压力。一份题为《湖北经济发展与中部各省比较：优势与差距并存》的参阅材料，开篇这样写道：“从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格局看，湖北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不进则退的严峻形势。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增强忧患意识，重塑湖北领跑中部新经济的领先地位。”

如果说，这次会议为湖北放眼全国找差距作了理论上的铺垫，那么时隔4个月之后的赴浙考察，则是一次主动走出去找差距的“实践预演”。

什么叫“思想解放不够”？什么叫“民营经济短腿”？什么叫“工业化不发达”？对比浙江，答案自明。

俞正声在考察总结时说，我们与浙江的差距很大，大家不要急躁，不要气馁，要鼓起勇气，树立信心，奋起直追。

在此前后，一个务实的决策开始酝酿形成：每年选派30名县市区“一把手”赴浙江挂职，用3年时间让全省县市区党政正职普遍接受一次锻炼。

随后，俞正声、杨永良、陈训秋等省领导带领各市州党委主要负责人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改革开放前沿——广东考察学习。这次考察，俞正声说了一句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话：有压力才有动力，有动力才能促使落实，抓落实才能变成实力。

遵循这样的思路，湖北原本脆弱的县域经济，开始踏上艰难的“破冰之旅”。（下转A2版）

二先行者并不总是与寂寞相伴。7月10日，当湖北30名县市区“一把手”来到浙江，他们感受到的，是浙江经济热力四射的冲击。

浙江经济是一部大书。在为期两个月的挂职期间，30名干部从由衷赞叹到贴身学习，继而在学习中找差距，在思考中找出路，在比较中明思路，在观念撞击中提高，在解读浙江这本书中获得力量和希望。

“一号工程”、“草根经济”、“无为而治”、“四零服务”，这些带着鲜明浙江特色的发展理念，化作奔腾的发展欲望，时刻撞击着挂职干部的心扉。

两个分水镇的对比耐人寻味。浙江桐庐的分水镇地处山区，交通不便，资源贫乏，他们放手发展“老百姓经济”，全镇现有500多家制笔企业，2002年产销各类塑料笔30亿支，产值近15亿元，全镇财政总收入5500万元。湖北汉川的分水镇地处平原，交通方便，2002年全镇财政总收入不到1000万元。

5倍，10倍，甚至更大，鄂浙两地经济发展的巨大反差横亘在挂职干部面前。一位县委书记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坐不住，吃不下，睡不香……

“为什么我们条件较好反而落在别人后面？为什么差距在近5年内越拉越大？”挂职干部在发问，在自省，更在求解。

知不足而奋力追赶。挂职干部回鄂两个多月后，他们所在的县市区成为“移植”浙江经验的第一批“试验田”，许多地方发生可喜变化：

在赤壁，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在团风，“种工厂”被列为经济工作头等大事；在谷城，民间资本参与城市经营；在黄石港，“异地开发”、“借地生财”挑战传统地域观念，发展触角大胆延伸；在汉川，工业园区的“洼地效应”初步显现……

在这些看得见的变化背后，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思想观念转变。它就像闪电和火把，在荆楚各地传播，引领更多人冲破传统羁绊，以新的视角观察世界，审视自我，超越自我。

思想的闪电刺破地表，必定会引起“地壳的运动”。三此前，咸安的400多名干部，是以一种“连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方式走出去的。

2001年春节过后，咸宁市咸安区“无情”地将187名优秀青年干部“赶”到深圳打工，让他们自谋职业，自求生存，家里只发150元生活费。

此举激起千层浪。几年来，该区先后派3批共429名干部外出打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异乡的街头四处找工作，缺什么学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吃盒饭、睡统铺。两年过去，人还是那些人，但他们体验市场的无情、感受生存的压力后，提高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2003年2月，第一批锻炼期满的42名打工干部参加乡镇领导班子竞选，有31人当选。“咸安模式”成为干部走出去的一个范例。

但在沿海闯荡两年的打工干部回乡后，对他们过去工作了多年的岗位产生新的不适应：有的干部春节给经商能手拜年，有人却说这样不妥，应该先到村干部家拜年，再找经商能手来汇报；有的干部说，在深圳打工累在工作节奏上，在内地却累在处处受制约，想做点事太难。

不适应，受制约，这是走出去接受先进思想洗礼的干部回鄂后普遍的感受。许多赴浙江挂职干部也反映，湖北与浙江的根本差距在于体制和环境。他们说，在浙江，很多改革是自下而上，是“民间推动政府改”；而在湖北，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是“政府推着民间走”。不适应，其实正是先进思想对落后的观念和体制的不适应。

由此看来，干部走出去，仅仅是迈出与发达地区对接的第一步。毕竟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四一个细节在记者眼前浮现：在回访赴浙江挂职干部时，我们看到许多挂职干部回来后作的体会报告，成了当地干部群众议论的热门话题，有些地方甚至连出租车司机都在争相传阅这些报告。

于是我们有了这样的判断：走出去的干部不会成为孤独的先行者，在他们之后，将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去”；在他们周围，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场追赶与奋起的“大合唱”之中。

从坐在家里空谈“发展不够”，到主动走出去放眼看世界，再到回来后感受“不适应”，发端于各级干部思想深处的“革命”，是学习的“革命”，正在变成涤荡旧思想旧观念的“先锋力量”。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决定因素。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

回首2003，展望2004，我们期待更多干部走出去，我们更期待走出去的干部能作“新思想”的传播者，让“更新的思想之源泉”在荆楚大地迸发、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