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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媒体认为，从8月始至12月中旬落幕的北京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热情澎湃且富于戏剧性的过程。但学界对这一轮由年初的“深圳选举”到年末的“北京现象”的“点状突破”的前景并不看好。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在人大这个空间里或者平台上，让人大代表成长为政治家

　　文/吴佩霜

　　“邮电选区的选民投我的票，并不在于我在竞选中对本选区允诺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从我的行为中，看到了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化途径。”许志永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12月12日，许志永获知自己以10106票的绝对优势，名列北京北太平庄街邮电选区的4名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之首，而该选区的有效票数为12609票。

　　4名正式候选人中，其他三位都是北京邮电大学的领导、博士生导师。

　　事实上，在本次北京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以高票数当选人大代表的自荐参选人，如聂海亮、陈俊超、周温斌、葛锦标……都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德高望重者或位高权重者，也不是体制内的官员。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代表了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群体利益，而且以此为基础，主动寻找政治谈判或者政治活动的空间。

　　“我代表了有产者和中小型企业主的利益。”北京回龙观小区业主聂海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改善社区内部的人文和社会环境，从立法根源上解决开发商和业主之间的矛盾，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是我在昌平区人大努力的方向。”

　　“他们都是潜在的政治家，或者可以称之为政治家的雏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凤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些在冲突中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弱势群体，有能力和有关部门协调、讨论、谈判问题的人，都具有政治家的特征。”

　　成为政治家与他们的博弈平台

　　学界普遍认为，政治家是在政治领域中间活动的，以处理各种各样的政治关系、代表特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特定利益要求为职业的社会成员。

　　长期研究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杨凤春认为，中国政治家应该具备三条标准：第一，具有以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为基础的，清晰而具体化的利益要求；第二，在公共空间中进行活动；第三，具有主动诉说利益要求，并以此影响政府的政治决策的意愿。

　　杨同时强调，现阶段，成为政治家并非易事。

　　首先，应该具有为弱势群体说话、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努力的意愿，这是成为政治家最重要的素质，“甚至可以说是奉献精神。”

　　特定社会阶层和群体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使公共政策、政府政策更加有利于自己，会采取多种方式，比如官商勾结，就是影响政府政策的一种方式。但是，与权力部门的合作，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能作到的。没有资源可供交换的弱势群体，只能依靠政治家把利益要求诉诸于公共空间、政治领域，通过文明社会的一般准则，譬如正义、公平、善良的意识……来维护自身利益。

　　再者，政治家应该严格地界定自己行为的界限。一方面，你不是官员，也不要奢望成为官员，这个界限决定了政治家和官员的不同立场。

　　三者，政治家的工作方式应当具有特定属性。他要融入社会底层，去听取人们的利益要求。他的行为方式，应当能够有能力提升特定地域中的社会成员的组织能力。否则，所谓维护特定人群的利益，某种程度会演变为“黑社会”。

　　“目前，中国没有政治家，有的只是官员和干部。”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大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许多官员的逻辑是一切唯上。”

　　但是，“中国需要政治家。”杨凤春认为，公共领域中的事务参与者，应该把它一切为二，一类是官员，一类为政治家，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权力互相制约的格局。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可以减少政府决策的失误；从政治正当性的角度来说，可以提高政治的透明度。

　　那么，政治家的活动空间在哪里？他们将怎样以合法手段影响决策？

　　杨凤春表示，在不引起大的社会波动的情况下，最好的途径，是发掘现有体制内的资源。事实上在制度空间之内，人大就是一个可操作性最强的现实途径。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社会特定人群的政治家和众多主体都在主张自己的权利，在博弈过程中产生的谈判结果，恰恰就是一个民主的、开放的、合理的社会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

　　78%与遴选机制的改革

　　然而，现在的人大代表选举中，政党提名的人大代表名额占了多数。“可以认为，这种近似‘确认式的选举’导致了人大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官员议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卫民说。

　　一位政治学者曾经对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作过分析，结果发现，78%的人大代表是官员，甚至个别省份的全国人大代表皆为官员。这位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尽管官员是目前中国相同层级中精英最密集的一个阶层，但是因为人大所需要讨论的，是官员有可能做得不对，有可能失误或者需要调整的地方。让官员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处理人们对自己的意见，“只有‘圣人’才有那么高的道德境界，去进行自我否定。”所以，官员作为人大代表的主要构成，难免有时排斥公众意见。

　　由于人大代表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官员，剩下的那些非官员人大代表，就应当承担起议政的责任。但是，剩下的这部分人大代表，又大多是劳动模范、少数民族代表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尤其是基层来的人大代表)认为到北京来开会，就是来听中央首长作报告，然后回去贯彻精神的。

　　“让人大代表实质到位，不可能通过立法去硬性规定。所以，最好的途径是让选举实质化，而不会流于形式。”杨凤春认为。

　　学者们的普遍担心是，选举实质化的改革，可能会遇到阻力。

　　实质化的选举机制会改变人大代表的构成，将会出现由非官员逐渐占多数的人大代表选举官员的局面。而在现有的体制下，能够分享体制利益的人非常之多。因此，制订选举规则的官员，将有可能在这些方面设置种种不便。

　　“深圳选举”乃至延续而成的“北京现象”，被杨凤春称为选举机制改革的“点状突破”，是在法律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范畴内，某些地方主动进行的一些试探性的突破。但是，杨凤春对这种“点状突破”的前景并不乐观：对这种选举方式改革可能性的探讨，都是在县区级以下直接选举的领域内进行的，在县级以上以至全国人大的各级人大选举，都是逐级选举，区县人大选市人大，市人大选省人大。有选举权的只是该级人大代表，选民没有直接选举权，其选举权被所在地区的最高一个层级的人大代表代表了。

　　所以，即使在直接选举这个领域做得再好，也不见得能够传递到上面去，并且存在一个效应递减趋势，因为隔级越多，与选民的政治联系越淡薄，效应也会逐渐降低，直至消除。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第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