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很快，转眼就到了媒体疯狂点评与经济有关的十个什么什么的时候了。对时代而言，来自媒体的各种点评已成了它的一种年度告别仪式。

　　关于2003，本栏并无点评之意，只是作为一种既定的告别，有人向笔者提到了一些逝者，认为这是一个适合告别的话题，值得作文，比如说孙志刚、叶欣、张国荣、李慎之、李桂珍、宋美龄、施蛰存、柯受良等，每个人都是一个有价值记载，而且描述起来有感染力。

　　确实，对永远离去的人的记录是具有特别感染力的，而且这也是最典型的年度告别。只是，如真打算以此为线索，那么也许我们会有更多理由将殉职于湖南衡洲大厦倒塌废墟里的20个消防队员和葬身于江西丰城煤矿深井之下的40多名矿工列入2003年告别记录的逝者名单中，因为这与经济有关，其中的逻辑无须我们赘述。尽管此类死亡并不能像孙志刚、叶欣的死亡那样在中国历史的记载中单独打上2003的独年烙印，但作为每一个生命的个体，他们的亡故却是确凿无疑地发生在这个年份，与2003之于宋美龄是一样的。

　　其实，循着“一个人的死，与一部城市法规的更迭以及媒体的力量”这条线索，我们可以触及其他很多与2003有关的话题，只是我们怎样去将其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李桂珍，一位千里迢迢北上齐齐哈尔想以拣拾垃圾改善生活的河南驻马店的农民，不想因芥子毒气而身亡，这件事因为涉及日本，令我们联想到弥漫于2003年的一种民族情绪，从民间保钓行动到西安留学生事件，再到珠海旅行团事件，舆论沸沸扬扬，媒体一片声讨。一个人的死，一个城市以及一股媒体的力量在这里便成了有关2003年的一种经典演绎。

　　城市与城市，人与人，生与死，一个简单却又缠绕的话题，虽原本无大雅大俗，大喜大悲之分，却因有了媒体的意识形态及意志介入，便有了是非曲直，半取半舍，尤其一年一度，是总结的时候，一个关键词就集合出一种状态，好像我们这里正谈到的2003年之死，不一而足。

　　我想，我们已没必要再勉强将我们有关年终话题扯回到城市的GDP之类上，这些够了。如果我们还想释放一下沉重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让我们从成都那个因被吸毒母亲锁在家中而不幸饿死的孩子李思怡那里跳跃到广州的另一个转瞬即逝的李姓人物身上———这个叫木子美的大女孩演绎了2003有关一个城市、一个人和一股媒体力量的最欢快的故事———这也是2003，另一种生与死。（夏天/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