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记者程瑛、章文／北京报道

　　2003年的政治进步远远超过一般意义，领导人的平民作风和气象进而转化为政府对人民的责任和交代

　　人们还记得，2003年3月18日，一位气度温和的谦谦君子来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会见中外记者。他就是接替前任总理朱鎔基成为中国新一届政府“当家人”的温家宝。

　　温家宝最为人们熟悉的形象是穿着夹克衫和运动鞋，深入乡村或灾区与百姓亲切攀谈。人们送他一个外号，叫做“平民总理”。在这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回忆了自己的农民出身家世，回忆了他那做普通教员的父母。这让在场的中外记者感到亲切。

　　但在那时，没有谁知道，就在这次记者招待会召开的前一天即3月17日，一位叫孙志刚的普通打工者被抓进了收容所，不久，即被打死了。事情后来经媒体披露，引起群情激愤，也使高层震惊，促生了一连串“以民为本”的改革。

　　感受暖意

　　过去的2003年，中国底层的“弱势者”不断听到看到各种与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新闻：

　　全年中央财政投入700亿元用于“两个确保”(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禁止滥占农民耕地；

　　农村税费改革全面铺开，中央财政为此转移支付350亿元；

　　出台10个“一揽子”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政策；

　　总理帮助农妇熊德明一家讨回被拖欠工资；

　　总理握手艾滋病人；

　　44岁的陕西省农民孙武胜连打9起官司全部胜诉，讨回了自己被拖欠的8万元工钱；

　　打工妹罗秀珍“不用担心医药费”；

　　规范城市房屋拆迁；

　　总理下矿井与矿工一起吃饺子度新年；

　　“两会”代表委员车队逢红灯必停，不得扰民；

　　要求电视镜头多对准老百姓，少对准官员；

　　国家领导人在非典时期出现在闹市街头；

　　国家领导人探访打工子弟学校；

　　公检法部门推出一系列便民利民措施；

　　取消例行的中央领导北戴河夏季办公模式，消除兴师动众与铺张浪费之弊；

　　大力治理长期以来老百姓怨声载道的报刊发行中的摊派之风；

　　信访工作受到高度重视；

　　……

　　很多福利，许多人没有马上享受到。但他们看到了希望。

　　2003年12月12日-17日，胡锦涛再次来到普通民众中间。他赴山东、河南两省滩区探访受灾群众，这是他这一年里最后一次离京出行。在2003年，他一共离京出行10次，去的地方，大部分是欠发达地区。

　　引起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片断是，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山东菏泽走访完后，胡锦涛一行并未回省会济南入住条件较好的南郊宾馆，而是选择了当地一家酒店住下，并一连住了两晚。街面上未因此全部戒严，只是加强了警卫，路人行走如常。据酒店服务人员讲，胡锦涛在酒店下榻期间生活俭朴，每日进餐只花半小时，不吃宴请。他离开时，随从人员结清了全部住宿费用。

　　细心人可以发现，在胡锦涛的“七一”讲话中，1.2万字的篇幅里出现“民”、“群众”之类字词有100多处，其中的第三部分几乎每一段都涉及这方面的字眼。

　　领导人的平民情结

　　仅仅从个人背景和经历上看，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应该说，无不具有很强的平民情结。

　　祖籍为安徽省绩溪县的胡锦涛1942年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在这里，他上了小学、中学。他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便到中国西部省份甘肃，从最基层干起，一共在那里工作了14年。1985年后，他又先后担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和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达8年之久。

　　在这两个欠发达省区，胡锦涛在艰苦条件下和高原缺氧的环境中，走访了许多边远地区，广泛接触了各族群众，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长期在西部艰苦地区的工作磨炼和他后来在中央高层工作的经历，使胡锦涛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坚定了加快经济发展、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念，养成了公道正派、以身作则、深入调研、体察民情、稳健务实、勇于开拓的工作作风。

　　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3年的江泽民多次表示：“我爱我的祖国和人民，为祖国和人民服务是我永恒的追求。”江泽民的叔父也是养父江上青，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他对江泽民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江泽民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泽民先后担任副工程师、车间主任、副厂长这些基层职位。赴苏联实习回国后，他先后在长春、上海、武汉等地担任工厂厂长和研究所所长。

　　人们公认，江泽民担任总书记的13年，是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中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中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其中就包括“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吴邦国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奋斗起来的。他祖籍安徽肥东，1967年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子管三厂工作，做过操作工、搬运工、炉前工，与普通劳动者朝夕相处。他直到担任市委常委，祖孙三代五口人仍住仅11平方米住房。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使他与最基层的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养成了为老百姓、为基层办实事，善于与普通老百姓沟通的作风。在他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市委书记后，老百姓称他为“平民书记”。吴邦国在任职期间，念念不忘历史遗留给上海的“80万只马桶”、“80万只煤球炉”，多方筹集资金，着手解决上海居民住房难的问题。

　　温家宝曾是一位地质工程师。他1942年9月出生于天津，1968年大学毕业后远赴西部的甘肃省工作。他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长达15年，从技术员、政治干事、副处长，一直到成为副局长，后来才逐渐走上中央领导岗位。

　　温家宝说，他本人到过全国1800多个县，可以说中国最穷困的地方他都到过。他深知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你可以看到，东部地区，一些大城市，有很多高楼大厦，而在一些农村，农民还住在茅草房里，还在用牛耕地。中国有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就如同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样，一定会跌跤的。”

　　原籍河北的贾庆林，1962年从河北工学院毕业后，在机械行业担任过技术员、厂长等职。1996年到北京市工作后，6年中风雨无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达267次，几乎全是占用双休日。金鱼池、大栅栏、天桥一带不少普通市民的危旧房中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在他的主持下，市委、市政府每年坚持办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60件实事，全市5年新增64.8万个就业岗位。老城区大部分危旧房得到改造，城镇居民人均住房达到18平方米。6年中他11次来到回族群众聚居的牛街地区，为回汉各族群众办实事。他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制定了以人为本，实现天蓝水清路畅地绿的城市建设目标。

　　曾庆红是江西吉安人。他1963年从北京工业学院毕业后，曾在解放军743部队、七机部二院当技术员，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在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期间，实行了每周一次的知识分子接待日制度，面对面地倾听知识分子反映问题，并为他们排忧解难。他还经常到大学和研究机构与专家学者交谈，广泛听取意见，与知识分子交朋友。接近他的人说，曾庆红讲话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爱引用群众语言。在讲用人标准时，他引用“靠得住、有本事”；在讲干部政绩时，他引用“金奖银奖不如群众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

　　其余的几位中央领导人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也都是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对民生疾苦有着切身的感受。海外媒体说，他们走的是“由平民而精英”的道路，这对于中国的政策制订，无疑有着影响。

　　民生的严峻挑战

　　在中国，正如温家宝说，城市和农村简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四合镇碱巴拉荒村党总支书黄玉奎对《瞭望东方》说：“我的姨妈在辽西贫困农村，10多年了，房还是土房，老两口种点地仅够吃饭，表弟到城里打工，一个月400元，找对象得攒3年钱。没有医疗保险，要是生个大病就没办法了。”

　　而他的姑父是个城里人，老两口住在有空调的楼房里，用着彩色电视机和冰箱，一年还能结余一万元，过上了温饱不愁的生活。

　　黄玉奎说，现在城里有钱人送孩子到国外留学，而一些农村孩子上到小学五六年级就因为付不起学费辍学了。

　　在黄玉奎说这话之前的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3.4%，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实际仅增长4.8%。

　　如果考虑到农民纯收入中四成是实物折抵的收入，还有两成用于预购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农民一年里面自行支配的货币收入可能不超过1000元。与此同时，城市居民不必考虑生产性开支，还能享受医疗和失业等多种福利补贴。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小华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为1.5:1。

　　与此同时，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目前，中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的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4.5比1扩大到12.7比1。年收入接近和超过2万元的人占总人口的3.5%，一半以上人口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据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研究，按国际通行的衡量一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居世界之首。

　　2003年，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位著名学者联合发表了《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的报告，显得触目惊心。

　　他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会忽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报告认为，当前，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执政者一定要听取民意，施行仁政，化解民怨。

　　责任政治和制度渠道

　　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李强看来，中共今天施行的平民政治已不仅仅是态度和作风的外在表现，其核心是责任政治。

　　在他看来，2003年政治领域最显著的变化是:从尊重民意发展为舆论较大程度的开放。舆论开放的程度是多年以来最好的，对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正面影响长远而深刻。

　　“舆论的开放远不止民众的知情权、批评权，舆论成为双向知情的工具，实现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全面了解现实与国情、民情，对于政府的决策，对于社会各阶层的互相理解都有意义。”他说。

　　由于政府开放舆论，尊重民意，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多年来人们一直渴望出现而未能如愿的一个现象──整个国家社会的凝聚力和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大大加强了。

　　李强认为，这种政治生活中的上下沟通，对于促进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此前我们所理解的稳定往往是统一性、一致性基础上的稳定，是整个社会和某个权威理念保持高度一致基础上的稳定，这种稳定是脆弱的。随着舆论的开放，中国正在逐步形成新的稳定模式──在多元利益与观念表达的基础上实现稳定的模式。这样的稳定基础更扎实。”

　　因此，新一届政府表现出的不仅是亲民的姿态，不仅停留于关注民生，更重要的是尊重民意，成为对民众负责的、有“交代”的政府。

　　李强说，在关注民生的层面，人民是被动的;而在责任政府中人民是主体，并非仅仅是服务对象。

　　因此，谈平民政治，关注点不能仅仅投向对弱势群体的救弱。推进民主政治，同样是2003年的一个显著特征。不仅出现了公推公选县长，连中共基层党委书记也可以直选了。

　　但仅仅如此，尚不能够令人满足。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研究室副主任周熙明认为，毛泽东当年犯错误，说到底，是新中国的国家理性未能从制度根本上建立和健全。

　　因此，人民要长久得到实惠，就还需要把政治理念上升到真实的制度渠道。

　　胡锦涛在担任总书记后不久，即发表讲话要求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温家宝则在2003年3月21日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要求制订了新的《国务院工作规则》，突出强调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行政监督。在提出“约法三章”的同时，温家宝说:“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SARS期间，中央果断推行信息公开，并且在年末将其扩大到多种涉及公共利益的传染病，还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类似的制度改革，还包括呼应民间呼声，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明确打工子弟就地到公立学校上学是政府义务；通过《法律援助条例》，旨在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等等。

　　中央还建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写入宪法。

　　更重要的是，在施政纲领上，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主张。把发展当作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时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当作首要目的，这被认为更具深远意义。

　　走向千年梦想

　　专家认为，当今的平民政治，着力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并非是把13亿人拉回到吃“大锅饭”的时代，而是要造就一个“橄榄型”的社会收入阶层结构。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意义重大。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萧灼基说，“从近期来看，它有固本培元，改善广大群众生活，稳定社会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则有建设和完善与现代化相匹配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经济取向”。

　　可以说，平民政治是与公民社会相辅相生的。

　　为适应这样的进程，中央在全国推广基层民主选举;中央还建议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

　　分析家指出，平民政治并不是化解危机的权宜之计，它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强国战略的核心价值。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曾试验过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和君主改良，尝试过科技精英救国，也运行过官僚资本主义，却因为把广大民众排除在外，都失败了。

　　当前，中国改革开放来到了新的转折关头，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包括“官商联盟”成为了深化改革的阻碍。只有依靠人民的支持，才能革除体制弊端。

　　中国领导人认为，要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就要从大多数人的本性和需要出发。应该主要让人民来办经济。依靠政府来办经济、管经济，这既难以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又会给政府带来很大的经济风险。整个经济的发展应当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的基本主体、基本动力。

　　新领导人认为，只有尊重人，尊重普通人的权利和创造性，以就业为本、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本，人民才会发动起来，社会活力才会迸发，中国的发展才能加快。

　　这样，中华民族才可能迈向一个更大的轮回，那就是用先进的现代文化，重新激活古老先哲提出的大同社会和天人合一的千年梦想。

　　声明：《瞭望东方周刊》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

　　相关专题：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