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自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先进生产力一直表现为用机器生产特别是以机器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生产。今天，虽然出现了更加先进的生产力，如信息产业、生物技术等，但工业化相对于还大量存在的手工生产、半机械化生产来说，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因此，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首先代表工业化的发展要求。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便是一位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伟大探求者。

　　毛泽东对于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探求，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在1949年以前，主要围绕工业化在中国的政治前提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这两个问题，集中体现于他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及相关政策中；在1949年至1956年间，主要围绕中国工业化的具体道路和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这两个问题，集中体现于他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贯彻措施中；在1956年至1965年间，主要围绕加快经济建设速度和采用群众运动方法这两个问题，集中体现于他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三面红旗”以及一系列纠“左”的努力中；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他的探求主要围绕工业化建设的所谓“路线”问题，集中体现于他所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以及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上。

　　毛泽东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便对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怀有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终其一生，他对于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从未动摇过，其间即使有失误，也往往出在急于实现工业化上。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为了实现工业化，首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供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政治条件。同时，为了实现工业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要使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因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为了实现工业化，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除了推行保护私人工商业的政策外，还大力开展包括发展公营工业在内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在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一化”“三改”这个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了。之所以发生这个变化，也是由于我

　　们党选择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能加快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犯了“左”的错误，但这个“左”并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由于要尽快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建设上急于求成，在贯彻“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时过分突出了“快”字。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由于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造成了一场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内乱。事实说明，他所说的“抓革命”，既不可能有效抵御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更不可能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积极性，因而达不到“促生产”的目的。但是，要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的愿望，对于他来说，的确是真诚的。是他面对混乱的局面明确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他同意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的政府报告中重申中国在上个世纪末（2000年前）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他批准了国务院两次关于从西方大规模引进先进设备的报告，也是他支持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对生产秩序的整顿，从而减轻了国民经济的损失。事实说明，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努力，工业化建设并没有停滞不前，而且取得了诸如发射人造卫星、进行远程导弹和氢弹试验、建成新铁路、开发新油田等一批突出成就；特别是地方“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以及“三线建设”的开展，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西部大开发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前提。

　　毛泽东确实一度有过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想法，但那也是要通过加快工业化发展来实现过渡，而不是要跨过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他的失误在于对什么叫实现工业化、什么叫达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缺少足够的认识，而不是要在小农社会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因此，他的急于过渡的思想与民粹主义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先进的生产关系一定要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始终笃信不疑的，对农业社会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等民粹主义的思想也是一贯持坚决批判态度的。

　　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曾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而主张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他在党的七大书面报告中又说：党内有些人存在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他在全国解放前夕还说过：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建国初期，为了解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不足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通过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保持一定剪刀差等办法来扩大内部积累。有人因此而认为“共产党丢了农民”，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毛泽东针对这种观点指出，这是“小仁政”，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他还指出，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必须靠工业化，而不能靠搞平均主义，否则就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就要亡国亡党。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列宁开始，就存在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看短的问题。他曾说过，可能在10年到20年时间里，俄国就能走向共产主义。后来，列宁承认犯了错误，但列宁这个错误的性质属于缺少经验，从来没有人因此而指责列宁是“民粹主义”。同样，毛泽东在1958年虽然也说过“第三、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之类的话，但那是建立在浮夸风下对粮食和钢铁产量极度夸大的基础之上的，是由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还不够而说的错话。后来，他很快发现错误，立即设法纠正，当年年底就在由他主持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指出：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就必须首先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到了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说：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了大半个世纪的目标，也是毛泽东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现在，虽然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最终完成，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当毛泽东接过国民党留在大陆的烂摊子时，中国还不能生产一颗铁钉，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中国已经能够制造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和“两弹一星”。在他逝世27年后的今天，中国工业化建设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钢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六位，500多个工业行业都已齐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最近又成功发射了载人飞船。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是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结果，是实行改革开放总政策的结果。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一切也是在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为中国工业化奋斗的成果及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取得的。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就要缅怀他为实现中国工业化所作出的贡献，继承他的遗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争取在本世纪前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最终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