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的观众想必记得，生活在清末的武训，因“行乞办学”的“苦操奇行”，荣膺“千古一人”的美名。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武训自恨不识字，提出“修个义学为贫寒”，遂以乞讨、放债等，买地设义塾，留下一段助学佳话。

　　据2003年12月26日《时代商报》报道，丹东市杉松小学校长王玉翔，为改变学校面貌，让教师与学生不再在危房里上课，借贷20万元翻新校舍。几年过去了，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教学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但王校长背负20万元的债务，全家人的生活都陷入了困境。虽然县里与镇里的政府部门给王玉翔筹集了10万多元，但现在还有10万元的债务需要王玉翔自己解决。不得已，如今他养了100多只羊，准备养肥了卖掉还贷款。

　　这是我所看到的第三位活武训的事迹，在我记忆中，另外还有两位：河北省军区原副政委赵渭忠少将，退休后，怀揣42个贫困县地图，沿800里太行走村串户，以自己微薄的退休金，1人捐助300位贫困学生，并发誓：“我就是喝半年稀粥也要拿出1万元盖学校。”人称“希望将军”、“当代武训”（2000年12月2日《生活时报》）；家住广东茂名市茂港区下关村的苏本，是一个残疾人，痛感孩子上学要走很远的路，而且路途很崎岖，致使很多孩子没法上学，于是就像武训一样“乞讨”办学。经过八年的努力，他建起了有两栋共2000多平方米的教学楼、运动场、教师宿舍、学生宿舍、食堂，总占地面积达8000平方米的粤晖学校（2003年10月23日温州新闻网）。

　　他们的感人事迹丝毫不逊色于武训，称他们为“当代武训”实不为过。他们的精神品格完全可以归结到中国有识之士心忧天下、为民造福的精神谱系之中，表现了他们的敢于担当的意识仍在，他们的良知和道义虽经千般折磨万般考验仍然没有失去。他们的事迹自然令我想起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的一段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他们当得起“脊梁”的美誉。

　　但是，在为他们的精神感佩之余，我想的更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代武训”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又说明了什么呢？

　　王玉翔所在的小学并不是一所私立学校，按理说，改造危房是当地乡镇和教育主管部门的事，所需经费当由公家出，校长个人本不应该承担借贷和还贷的义务和责任。从县乡镇为其解决了10万元的欠款分析，当地政府为此作出了努力，之所以出现如此尴尬的情形，惟一的解释是教育经费投入实在太少了。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教育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近期出台的新政策也很鼓舞人心，但不可否认，教育投入的幅度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相称。据2002年2月28日《南方周末》披露，我国80％以上的小学、64％以上的初中设在农村，1999年，在全国初中生中，农村学校的比重是57.2％，而教育经费支出只占初级中学总经费支出的47.8％。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既有政策上的，也有具体落实的措施问题。

　　比如我们至今没有一部《教育投入法》，难以从法律上对教育投入给予保障。尽管从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起，就不断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提出要制定一部《教育投入法》，因为这部法的制定事关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很重要。也正是从这点讲，武训事业“后继有人”也让人有很多忧虑的地方。小学改建危房的钱居然要校长靠放羊来解决，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正常的。王校长的牧羊生涯再次表明：要改变城乡教育投入的不平衡现象，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并且要从政策的制定到投入渠道和措施的监督落实几方面予以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