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攻克SARS我们只走了三十步(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01日13:59 新华网

纪粤鸣摄　　他是一名院士，但现在他更像是一名战士。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抗击非典的最前沿，他殚精竭虑，勇于直言。

　　———央视《面对面》

　　王岐山到北京时，这里正热播《射雕英雄传》，王的亮相也像一段武侠传奇。满城人惶恐不安，一条汉子拍马而来，人未到而声先到：休要担惊，少要害怕，大风大浪，俺王岐山跟您一起扛。

　　用煽情媒体的话说，这叫“悲情英雄临危受命”。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官专管“非典”。医院、校园、商场……不管多危险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

　　———《南方周末》

　　我曾查阅过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伟大人物的人生格言，发现重复率最高的就是这几个字：“恪尽职守。”这是一切美德的起点和终点。

　　———余秋雨

　　钟南山的办公室并不宽敞：办公桌，沙发，然后是满满两堵墙的书和资料。

　　窗台正中，摆着一幅长条的匾额——勇敢战士，字体朴拙，那是广州护士学校的学生写的，旁边注了一行小字：“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钟南山的话，学生们摘录下来送给了他。

　　正是2003年年末，恰好一年前，在广东，一种后来被命名为SARS的凶猛病毒神秘现身，随后袭击了大半个中国，震惊了全世界。从那一刻开始，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钟南山，开始了与SARS的较量。

　　透明度越大，社会越混乱？

　　记者：记得4月份准备采访您时，有人善意地劝我，说“钟院士压力很大，最好不要再给他添麻烦”，但之后不久这种状况就改变了，这是因为您陪温家宝总理参加东盟会议的缘故吗？

　　钟南山：我们还是从中央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这个病应该怎么正确地去对待？讲得更具体些，增加对这些突发性危险病的透明度，是增加社会的稳定？还是像有些人讲的透明度越大，社会越混乱？我想，核心就在这。

　　不要夸大，而隐瞒就更不得了。越能诚实地向公众、世界卫生组织讲清来龙去脉，以及如何防治，公众越安定。3月底4月初SARS最肆虐时，整个广州相反处于一种比较沉稳的状态，和公开恐怕有关系。

　　一个遗憾

　　记者：这一年下来，有没有思想压力最大的时候？

　　钟南山：当然有。记得那时候我讲过一些话，恐怕只有你们（指《南方周末》）做了一期报道。那个时候，我心中很有数，因为我感觉到当时我的角色是在第一线，所有的舆论、所有的人都不会对一个站在一线正在抢救的人横加指责。

　　我不大介意，心中也不会有很大的压力，真的。“文革”时，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我母亲也因为这个而去世。我什么工作都干过，锅炉工、宣传队、农民、编辑……什么事情都遭遇过，根本对这个世界不大在乎，我和我子女讲，“我是刀枪不入，什么挫折都不怕。”

　　对我来说，最大的压力、或者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我们对SARS的一些防治经验，特别是我们临床比较好、以及世界最低死亡率这块，及时地在国际杂志上发表。

　　记者：上次在北京采访您时，您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救人治病是第一位的，发表文章是第二位的”。

　　钟南山：是的。但是现在这些问题需要在国际上得到认可。

　　SARS大面积传播的两个原因

　　记者：有个问题读者都很关心，今年2月，SARS最早在广州发作之后，以您为首的医护人员，实际上已找到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为什么后来SARS还是往北传播了。

　　钟南山：什么往北传播了？

　　记者：就是北京的大规模SARS病毒爆发，而且还死了那么多人，他们也许可以不死的？

　　钟南山：可能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对这个病的认识，从全国来说，大家都没有经历过，真的没意识到会是这么严重。我（2002年）12月22号遇到这样的病人，到（2003年）1月21号再去佛山看24个病人，直到2月初大爆发，包括我都没有意识到它会严重到这个地步，传染会那么快。

　　另一方面就是，卫生部当时还是有点想息事宁人，想不了了之地让事情过去。因为这个传染病如果在中国控制不住，就会名声不好，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形象、是名声。就像当年上海出现30多万例甲肝病人等现象，糊里糊涂地就过去了，并没在全国引起广泛注意，从而提高大家的警惕。这个和错误地以为“增加这些东西的透明度、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会影响国家的形象”有关。

　　结果是适得其反。世界卫生组织也说得很清楚。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批评有些是不对的：早在今年2月，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中已经讲到了SARS的巨大危害，但直到越南、香港爆发SARS时，他们才向全世界警告，那个时候又反过来说中国没有讲，这实际上是他们在推卸责任。

　　关于“骨坏死”

　　记者：关于“骨坏死”的话题，现在关注的人比较多。

　　钟南山：广东SARS病人的“骨坏死”发生率是3.3％。但是在香港，有一个比较大的数字，现在香港有很多病人在状告医生对SARS病人滥用药。

　　记者：从2月到现在，您一直强调协作的概念，现在您还强调吗？

　　钟南山：我一点儿都没有改变这个。但是有一些单位，拿了我们的信息和所有临床资料，然后拿到高水平的杂志去发表，但发表时就是他们的名字。如果是这样，就永远合作不了的。

　　记者：那么理想的协作应该是怎样的？

　　钟南山：这个协作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流行病、病毒、公共卫生、环境医学、工程学等方面的协作。我刚参加了一个香港工程师协会和医学会联合举办的会议，很有启发。他们搞工程，讲什么样的房屋设计结构可以减少SARS的感染。这种协作我们还是不够的。另外一个，有些东西还是要谨慎。举个例子，现在国家林业局已经同意对某些野生动物放松限制，这件事要非常谨慎，因为已经有很过硬的资料证明，从果子狸身上分离出了病毒。我们要衡量一下利弊，万一在这些情况下SARS又出现一次，谁来承担责任？

　　记者：您最近对国内的医疗卫生体制有所评论，不赞同把医院推向市场化的做法。

　　钟南山：医疗机构应该是福利机构，而不应该企业化，为追求利润而绞尽脑汁。（现在的做法是）让医院过分地产业化，这样医药就会带有一种商品属性，因为既然是商品化就要有利润，这样容易带出很多问题，造成医院药价高、看病贵等，现在老百姓把主要的愤怒、不满集中在医院和医生，这其实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医疗体制，卫生资源分布得不均匀。

　　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投入，在全世界196个国家中，排在188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现象，非常需要痛切地进行调整。特别是农村，85％的基层农村，缺医少药非常严重，防疫站就更不行了。整个医疗卫生事业如果没有政府的经济支持，这样的一个方向是错误的。这样就造成了医务人员觉悟低，存在赚钱、拿回扣等现象。医务人员的医疗作风以前基本上是被否定的，在需要医务人员的时候，他们就是“白衣天使”，而过了这段时间，人们又反感医务人员和医院。这个变得太快了。非典时期实际上体现了医务人员的品格。我认为医务人员不比工程师、教师队伍觉悟低，但现在媒体就是认为医务界是很糟糕的。我记得三月份时，有一份报纸的同一版上，这边是写医务人员的英勇事迹，另外一边是写医务人员拿回扣之类。

　　记者：SARS让您成了一个公众人物，一个英雄，您对此有何感受？

　　钟南山：负担很大。特别是媒体各方面的关注。我的感觉是有些媒体提得太高，把别人的优点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或者说把一个集体的工作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实际上英雄的背后都有很多人。

　　记者：我了解过您的人生经历，您在36岁之前当过运动员、干过宣传、当锅炉工等，为什么您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钟南山：我想主要是：永不满足。我从来不会满足现状。我大学没有毕业就被分配去从事放射医学、原子能爆炸之类的工作，但是我不太喜欢。后来“文革”时期来这儿，我想搞外科，医院说：“你都36岁了，还搞什么外科？”之后让我当医务干事，又说：“算了，让他到内科吧！”内科也不让，就让我去坐门诊。门诊稍微熟悉了一些，周总理正好提出“全国要搞慢性支气管炎群防群治”，要响应号召，没人去，让我去，我就勉强同意去了。原先我最不喜欢干慢性支气管炎，结果干了一辈子。记者：您年轻时曾打破过全国400米栏记录，成绩是54秒多，现在的全国记录是多少？

　　钟南山：（笑）确实不知道。现在可能不值一提了。不过在我的母校，这个记录还保持着，没有人能跟上来。

　　记者：如果说人类距离攻克SARS需要走100步的话，我们现在到了哪一步？

　　钟南山：（想了一会）我们走了30步。为什么这么说呢？疫苗还没有出来。对艾滋病来说，有效的预防已经走了一半了，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它的预防途径。而现在SARS的预防方案还不明确。(记者万静波实习生陶达嫔)（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