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齐平(香港)

　　出彩的第一年

　　胡锦涛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届满一年，胡锦涛与温家宝分别接任中国国家主席及国务院总理也将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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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就中国而言，无论内外都发生了很多大事：内部，首先是上半年蔓延于两岸三地的非典疫情，紧接着是7月后的香港政潮，到年底，又因台湾通过《公投法》引发了海峡两岸的紧张情势；贯穿一年之中的主线，除了整体经济持续走好之外，间歇不断的、各地民众的上访现象日益频繁，也不时出现由于各种偶然事例而爆发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国际方面，则有三个重要情势的发展，分别是美国攻打伊拉克、朝核危机与人民币升值争议及相关的贸易保护困扰。

　　面对内、外在形势的巨大变化，新领导体制的运作基本上中规中矩、因应得当。具体评价，可有四点：

　　—危机处理能力值得肯定。无论非典疫情、潜艇失事、香港政潮及台湾“公投法”风波，都表现得反应快、判断准、出手明快利落，将危机有效地控制在一定范围。

　　—施政风格凸显“以民为本”理念，令人印象深刻。高层领导人物不仅强调为政要贴近民众，且身体力行，非典时探视疫区、医院及香港淘大社区，与艾滋病患者握手，关心农民工被欠工资等。凸显以民为本的另一做法，是淡化新闻对高层政治人物的报道，简化了高官出访的机场迎送，改变了北戴河会议的形式等，树立了去虚务实的政治氛围。

　　—国际外交展现了新的思维与新的作风。处理大国事务，在与人为善中透露着对国际公理与伦理的坚持(不赞成美国出兵伊拉克，并主张应由联合国讨论)；处理与发展中国家跟不发达国家事务时，则展现出对社会正义与国际协助理念的重视(在中非论坛及东盟十加一自由贸易谈判中对相对不发达国家的“承让”与“协助”)，可以说，与大国交往，有理有节；与小国交往，有情有义。

　　—治国态度，谦虚认真。从中共十六大换届之后，迄今为止约一年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胡锦涛的主持下一共进行了9次“集体学习”，党中央及国家机关有关方面负责人齐聚一堂听课，从学习宪法开始，主题已包括了经济、科技、军事、思想、文化、历史，而且是将中国放到整个世界的坐标里面加以参照学习。此等做法，古今中外，虽非创举，仍属罕见。古人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说，风行草偃，高层如此，相信必会带动起一股风气，坦率地说，这是中兴之象。

　　因之，新领导集体执政已展现一股新气象、新风格与新能力，人们总的评价是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值得寄以更高的期待。如果说，有什么担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反腐败的力度及效果仍嫌不足，离廉政标准尚远；二是处理香港及两岸问题时应加强预案应对能力，避免出现更大难题。这两方面，人们也希望短期内能有重大调整及改善。

　　“一年”的大历史观察

　　历史是许许多多的一年构成的，有的一年，十分平凡;有的一年，是个转折;也有的一年，则是契机。究竟某一年是哪种“一年”，必须摆到大历史中去观察。

　　当前的中国，在时空上有着极特殊的定位或坐标。空间上，中国的崛起，挟其占全球1/5人口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不仅对周边甚至对全球都造成了巨大震撼，且震撼效应与威力还在与日俱增之中。

　　时间上，从1978年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作为始点，迄今整25年，也恰好是1/4个世纪。但这个25年，却是自中国近150年(鸦片战争时代算起)来长期衰落到达谷底之后的反弹，或者，是中国近500年(明末海禁之后，西方近代经济文明兴起以来)长期滑坡到达谷底之后的回升。所以，无论就国际社会的心理或就中国人民自己内在的心理而言，这25年所形成的变化必须放到与过往150年及过往500年相对照的历史时间中参照，才能较为准确地掌握到它的意涵。无论是中国人的屈辱、尊严、自卑、骄傲，都要这么看，这么理解，中国人对民族主义、民权、民生的感受、误解、诠释与主张，也必须这么看，这么理解。

　　此即为针对中国进行大历史观察所需的理念架构。

　　中国能否崛起？

　　近来，有关中国的“和平崛起论”受到了海内外的关注。这肯定是一个好题目，一个值得认真思索、探索的好题目。但是，在这个题目之前，有一个更优先要加以思考及回答的题目，那就是：中国能否崛起？

　　胡锦涛说得好，“历史一再表明，机遇极为宝贵，稍纵即逝。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弄潮儿；而丧失了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过去的25年，应该说，中国把握住了机遇；那么，未来的25年呢？能不能做到胡锦涛所谓的“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呢？这就要先看看当前的发展形势了。

　　中国当前发展形势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因素包括：(1)一个巨大且仍在不断发育成更大的市场；(2)潜在的可以大量开发的脑力资源；(3)从政府到民间，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强烈的力争上游的意志；(4)大规模、大力度的基本建设即将达到高峰。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何以近两年来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吸金国的理由。另一方面，当前的中国也面对着不少不利因素，其中最主要者有：(1)失调：主要指庞大国企及国有金融机构因产权未理顺而导致的诸多问题；(2)失衡：包括沿海及内陆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农业与非农业之间、有知识的群众与没知识的群众之间的巨大发展落差；(3)失业；(4)失序，即脱序，主要指腐败、贪污。

　　有利因素不必多谈，当然对中国的未来是正面的，关键是不利因素。不利因素的存在，与另外两个巨大的挑战，合起来，构成了三个影响中国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中国能否崛起或和平崛起，视乎中国能否成功驾驭这三个不确定的因素而定。

　　第一， 要克服失调、失衡、失业、失序，根本之途，在于力求全盘经济、社会、行政及政治体制的持续革新与创新。

　　第二， 中国必须有能力处理好周边地区的和平发展环境，其中最具挑战性的有：(1)西部地区(东突问题)；(2)东北朝鲜地区；(3)两岸地区。

　　第三， 中国必须有能力化解无从回避的“中国威胁论”的压力。

　　“和平崛起论”显然是针对“中国威胁论”的。但可以看出，中国能否“紧紧抓住”未来20年这个“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包括“和平崛起论”在内，至少有三个难度甚高的挑战课题。

　　新中国民族主义

　　现在，让我们再把思考转入到时间架构之中。不必讳言，当代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尤指对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是近代的，从甲午之战到二次大战，中国所以有各种屈辱，乃因为国弱。如今形势已见好转，25年的抓住机遇，改革开放，已让中国人恢复了很多自信与自尊，但如果中国人把民族主义的理解只停留在这100年左右的历史，不但是不完整的，而且足以坏事。中国人必须要从更开阔更长远的历史观来理解民族主义，那就是中国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不止是100年，更是150年甚至是500年来的“惟一”机遇，尽全力：(1)深化制度革新与创新；(2)处理好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周边环境；(3)妥善化解“中国威胁论”的压力。当更多的中国人能认识到当前(即新世纪初)机遇之难得甚至是“惟一”时，对中国而言，民族主义也才不但不会有覆舟之虞，反而有载舟之能了。

　　这即是当前中国的发展形势。站在25年的改革开放打下的基础上，新领导体制稳中有健，去虚务实，谦虚积极，格局开阔，可称为是一个好的开始。若在不足之处有更多的自省、自励，并且善加引导百多年来蓄积的民族主义能量，起中国500年之衰，看来不是没有机会。未来史家，必定不会放过这个关键的几年的。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及亚太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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