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南京)

　　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尽管存在着许多根线，涉及到方方面面，如生产发展、阶级斗争、思想冲突、政治变革等等，我们可以用所有这些线来观察世界，观察世界上发生过的许多重大事件；但所有这些线、所有这些事变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现代化。

　　自由：新文明的前提

　　在近代世界到来之前，文明的基调是农业(牧业包括在内)，文明的指向是巩固和发展农业社会。然而在中世纪晚期，西欧出现了种种趋向，最终使农业文明走向解体。1500年前后，西欧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为一种新的文明开辟了道路，这就是现代化的准备阶段。

　　在中世纪西欧，城市和商业游离于社会主体结构之外，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价值体系，这是当时的西欧和其他文明地区完全不同之处。在其他文明结构中，城市和商业也是有的，有的甚至比西欧更发达，但这些地区的城市和商业都被包在社会主体结构之内，压在无所不包的国家大屋顶下，无法形成它自己的制度和思想，也就不可能独立发展，形成不了对主体农业文明的挑战。

　　西欧的情况却导致在城市和商业中出现一种异质文明，这种文明逐步发育，最终对农业文明造成冲击。1500年前后，许多事指向农业文明的解体，比如说，农奴制解体解放了人身，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的精神，宗教改革解放了人的思想，地理大发现则把人推向全球，第一次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一种新的精神发展起来，这种精神赞扬财富，让人们心安理得地去发财，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取得了许多自由：人身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经济活动的自由以及由此而必然出现的财产自由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一种新的文明创造了前提，社会变动的时机已经来临了。

　　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出现具有巨大意义。在中世纪欧洲(尤其西欧)，国家的概念是很模糊的，社会的基本单元是领地。在领地上，民族的属性没有意义，一国的贵族可以在另一国领有土地，领主不讲究国籍。欧洲大地因此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基督教是把西欧连接起来的惟一力量。在这个基督教的大世界里，“国家”并没有实质性意义，它更多地只是一种地理概念，而很少表现为政治实体。

　　民族国家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民族国家出现后，它就把自己的疆域封闭起来，使它与外界隔离。民族国家致力于自身的发展，而不顾基督教大世界中其他兄弟的景况如何。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民族国家总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这样，原先基督教大世界中社会经济状况基本拉平的情况就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某些地区发展起来，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由此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发展的不平衡迫使各地区都要形成民族国家，于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就风起云涌，从而破坏了中世纪的结构稳定。第二，民族国家间相互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争夺土地、资源、财富和发展优势，以及(更重要的是)国家的生存权，它们便征战不已，使世界不得太平。中世纪的贵族纷争让位于国家之争，新的世界格局形成了。因此，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化的起点，发展与社会的根本转型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总之，在近代世界的起点上，人们看到欧洲正在出现巨大的社会变动(农奴制解体、城市与商业的发展、环球航海等等)，看到欧洲已经发生大规模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重商主义的发展等等)，同时也看到前所未有的暴力活动(国家统一战争、民族独立战争、国家间的争霸战争等)。这些都标志着世界正进入一个大动荡的时期，而动荡的发轫处就在欧洲。

　　此时，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不少动荡，以及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但这些事件都没有对农业文明造成冲击，相反，却有可能使农业文明更加巩固了。中国的满清入关，印度的莫卧尔王朝建立，奥斯曼苏里曼大帝的征战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这样，由于西欧完成了社会转型的准备工作，它在发展的趋势上就走到了其他地区的前面，虽说在发展水平上它可能还不如其他地区，比如不如当时的中国。

　　克服专制王权：现代化第一步

　　当转型的准备工作完成后，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政治领域首先迈出的，这就标志着现代化的开始。

　　欧洲的民族国家是在王权的领导下形成的，王权统一了国家，因此它在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王权统一国家之后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专制的王权。虽说专制王权曾经起过进步作用，它形成后却又对进一步的发展构成障碍：专制王权把权力放在一个人手里，这使得国家常会受一人之害；君主再英明也会犯错误，而且这种错误无法受到节制—西班牙的查理五世和菲力普二世，英国的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以及法国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时期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同时，专制权力限制人民的自由，使他们的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因此，一个人的绝对权力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不限制这种权力，国家便无法进步。克服专制王权于是成了继续前进的条件，在这个时候，谁先克服专制王权，谁就先迈出现代化的第一步。

　　是英国迈出了这关键性第一步，而英国革命则是建立新政治制度的第一次尝试。英国革命并没有达到目标，但它却为“光荣革命”的成功、即克服专制王权铺设了道路。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就走上了顺利发展的路，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说明在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保障下，经济会发生飞速发展。美国和法国是紧接其后的国家，它们也都用不同的方式完成了政治变革，而工业化“起飞”也就接踵而至。当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汹涌澎湃时，其他欧洲国家便感到了压力，于是就被迫实行变革，不得不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这样就形成了后进企图追赶先进，争相实行现代化的浪潮。于是人们看到：继英国革命以后，又有法国革命、德国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俄国革命等等；与此同时，则有北美独立战争、南美独立战争、比利时独立战争、波兰的独立企图、德国的统一、意大利的统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无非就是要追赶现代化的潮流，为经济发展创造合适的政治条件而已。这样，所有的欧美国家都走上了追求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就在这些地区首先传播。

　　随着民族国家越来越多并纷纷成长，大国的争霸行为也愈演愈烈，从30年战争开始，国际性战争一再把全欧洲都席卷在内，比如西班牙战争、奥地利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发展到20世纪，就出现世界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都是如此。战争一方面造成巨大的破坏，一方面又把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逼上了现代化道路，从而使现代化向更广阔地域推进。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一方面为现代化提供了保障，一方面却又是战争的根源，造成一次次巨大的灾难。国际性战争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出现而出现的，不可不说这是现代化的一大抱憾。

　　工业化发展起来后，新的社会随之出现，社会发生全面变化。在巨大的变化中，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变得必不可少了。而为了完成这种整合，又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动荡：工人运动，民众造反，种族冲突，利益集团的冲突等等都是整合过程的表现，我们所熟悉的宪章运动、法国工人起义、反谷物法运动、美国南北战争等就都是如此。这些冲突体现出一个很大的特点，即社会的多样化使利益的不同显得分外显眼，阶级的意识出现了，阶级也相继形成，各阶级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斗争，最后又都进入政治领域，体现为各阶级为自己的利益争夺政权。19世纪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时代，阶级间的战争前所未有；但争取权力的斗争最后又都指向民主政治，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各阶级学会了用和平的方法协调利益。整合的过程是漫长的，其中充满艰辛，充满动荡。民主化的历程非常艰难，政治转型看起来是最痛苦的转型，尽管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政治领域迈出的，但其完成，可能也是在政治领域。

　　欧美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各不相同。在政治领域里，英国走和平渐进改革的路，法国走暴力冲突革命的路，德国走一条人民革命失败、最终由旧统治者领导现代化的路。其他国家大体上遵循这三种模式，但在具体细节上又各有不同。在经济领域里，英国是完全的自由放任，法国也基本如此；到德国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德国使用的是统制式的发展方式，国家在经济领域中起很大的作用。再往后，国家起的作用就更大，俄国从一开始就采用一种强制型的发展方式(从彼得大帝起)，到苏维埃时期，发展成完全的国家指令，即计划经济。

　　资本主义现代化暴露出许多问题，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社会主义建构出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用国家的全面控制来推进发展，其目标是避免资本主义的失误，在落后国家快速推行现代化。十月革命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其自身的发展，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现代化的发展极不平衡，现代化的经历也有先有后。然而经过几百年的变化，到20世纪，欧洲北美已基本上完成了现代化，成为现代化的先行者。英国原先的移民殖民地在英国的带动下也搭车先行，成为发达地区。从本质上说，现代化缔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即工业文明。这种变化把全世界带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近现代”( the Modern Times )。

　　现代化：无法抗拒的扩张

　　现代化具有一种扩张的本能，从一开始它的扩张性就表现得非常强烈。事实上，当现代化还在欧洲推进时，它的强制性就使欧洲国家一个个被迫接受了现代化，不得不跟在英国后面实行现代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化携带着工业生产力，正是这种力量粉碎了一切抵抗，而使所有障碍土崩瓦解。

　　当现代化向欧洲(及北美)以外的地区推进时，它的扩张性和强制性就表现得更充分了。欧美以外的地区比欧洲国家更难接受现代化，除了传统的因素外，文化的差异也是重大障碍。事实上，即使在欧洲文化圈内部，由于东、西欧两部分在宗教和传统方面的差异，东部(东正教亚文化圈)在接受现代化方面就比西部(天主教-新教亚文化圈)困难得多，进展也缓慢得多。欧美以外的地区属于完全不同的其他文化圈，各有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信仰，它们在面对一种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新的文明时，抗拒便是本能。于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在这些地区表现得特别强烈，现代化的进程也特别困难。

　　在非西方地区，现代化的推进方式也形成重大障碍。如果说在欧洲各国间现代化的推进是用国家间战争的方式进行的，那么它在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推进时，使用的是侵略与征服。欧洲刚开始向外扩张，其社会发展水平并不见得比其他地区高，生产能力也不比其他地区强。那时候，欧洲扩张凭借的是一种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鼓励人的冒进，为个人目的可以不顾一切。相反，在其他地区，社会给个人施加了太多的限制，个人的追求是受到压抑的。由此可知，解除人的束缚对欧洲来说是何等重要，它实际上把欧洲从落后状态下解脱出来，使它一跃而成为领先。

　　欧洲的解脱与它的扩张同时并举。最初，扩张在文明的边缘地区进行，比如在非洲、南北美、太平洋岛屿、澳洲等等。这时的扩张非常野蛮，伴随着征服、屠杀和种族灭绝。南美的印第安人几乎被消灭干净，西非则出现野蛮的奴隶贸易，几百万黑人被贩运到美洲。这种早期的扩张为欧洲集聚了资本，使其以后的发展更为迅速。工业化开始后，欧洲的力量变强大了，它与其他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开，并最终形成绝对优势。这时，欧洲的扩张就不限于落后地区了，它逐渐向文明的核心区扩展，西亚北非、印度、中国等古代文明最发达的地区都相继落入它的控制，原先几大文明圈相互间接触甚少的情况由此改观，世界也随之连成了一体。不过这个过程充满血腥味，表现为欧洲对其他地区的武力征服。

　　对被侵略地区而言，问题表现得越来越清楚：它原有的文明不足以抵御欧洲国家的入侵，要想继续生存，就必须进行变革。但这个认识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被社会多数人接受，而接受速度的快慢，往往决定着这一地区几代人的命运。为了达成这一共识，被侵略地区表现出激烈的“变革”与“保守”间的冲突，社会与政治斗争前所未有地剧烈。两种力量的强弱对比左右着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走向，而欧洲势力的加紧渗透，又使这些冲突不断加剧。有趣的是，西方的入侵一方面揭示了变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却可能使反变革的力量更加强大，文明的相互排斥性可能因此而得到充分的发挥。外来侵略很容易激起反抗，反抗则一般会以维护传统为号召，这就反而加强了反变革的力量。所以，被侵略地区对现代化的认同是极其困难的，它可能经历几代人的时间。不过，新的生产力的冲击却无可抵挡，它迟早要使人们认识到：只有接受变革，才有可能生存。

　　这样，在被征服的地区，在那些曾经有过高度文明的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就开始了，从19世纪中叶开始，现代化越出欧洲，向亚非大陆推进，自西而东地扫向土耳其、埃及、伊朗、印度、中国、日本等等。在这些国家，由于“传统”与“变革”之间力量对比配置不同，各自的社会、文化状态也不同，因此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发展的速度也不同。在多数情况下，现代化都从模仿西方的技术开始，比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奥斯曼帝国的马哈穆德二世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等等。这些改革接受西方的器物而拒绝西方的制度，结果往往造成深刻的二元现象，引起更大的社会紧张状态。而随着西方渗透的加剧，器物的现代化往往被证明无用，于是思想变革和制度变革就开始了，社会发生大动荡，革命与内战接踵而起，就像中国的辛亥革命、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建立那样。20世纪，几乎整个亚洲和非洲北部都经历了重新组建民族国家、实行制度变革、然后追求工业化、接着又面临进一步进行制度变革的需要的过程。到20世纪末，许多国家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在亚洲，出现一批经济高速成长的地区，政治制度也发生重大变化，在现代化方面成绩斐然。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的现代化起步更早，但由于制度方面的缺陷，拉美现代化一直不顺利，到现在仍基本处于欠发达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化的浪潮推向全世界，非洲南部和其他一些原本比较落后的地区也开始步入现代化，对这些国家而言，民族独立是实行现代化的第一步，50年代末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就体现了这种趋势。但非洲国家大多数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国家机体，非洲文化基本上是一种部族文化；殖民主义时期留下的“国界”是一种人为的疆界，既没有地理的依据，也不符合种族与民族的分布。非洲国家独立后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即如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保障，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是不能起步的。非洲南部在这个问题上遭遇重大障碍，从60年代起非洲经历巨大的战乱，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此。

　　时至今日，世界上已没有一个角落没有受到现代化的波及了，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现代化在各地区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也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但现代化的方向始终是一致的，其过程也基本相像。它必须对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的结构进行调整，以确立(或接受)一个工业文明。然而在工业文明确立后，社会是否还会向新的方向发展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已出现新的社会变化，其变化幅度不见得小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转型？我们已经有“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这样一些术语，这些术语加上那些全新的社会现象，是否就暗示着新的转型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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