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作家制的产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往往不被西方作家所理解。有人说中国不出大作品，要害是作家拿了工资。去年，这一问题在广东率先得以解决，但全国性的作家体制改革尚未实施，成为新的一年文坛关注的重点。

　　去年4月底，“广东文学院第二届合同签约制改革方案”规定，第二届拟招聘签约作家40人左右。不再设院外作家，对未获聘的文学院原有创作人员，由作协另行安排工作。所有进入文学院的专业作家都将经过选题申报、筛选、签约才能获得聘任，且不再享受创作津贴。

　　这一举措较之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合同制作家”，改革又前进了一步。“合同制作家”只要在合同期间完成规定的创作字数和学习任务，便可领到由作协发的工资，合同期满仍回原单位。这一方式作为一种维持作家基本生存、扶植严肃文学的手段，在全国各地的作协中得以实行。而引进全方位竞争机制，则使作家们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广东文学院院长、作协副主席伊始说，本次改革将变养人为养选题，全面引进文学创作的竞争机制。

　　但是，也有人认为，广东省打破作家终身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虽然它符合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但未必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文学需要的是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人格。而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作家首先要有生存的保障。如果文章都急功近利地要为稻粱谋，那作家又能写出什么好作品呢？

　　自由创作直接面向市场，作家二月河觉得各有利弊。有竞争，不努力就会关系“饭碗”问题；专业作家则有安全感。创作需要平和的心境，专业作家的心理状态会好得多。如果把文学当作商品投入市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如果自由创作，也许不得不急功近利。文学的功利主义思想太重，对文学的妨碍很大，会干扰作家创作。

　　作家张抗抗认为，这一制度的实行有利有弊。“专业作家的好处是有稳定的工资，至少没有柴米油盐之愁；弊端是，没有经济上的压力就会产生惰性，同时也会受到一些限制和束缚。但无论如何，从未来的发展看，专业作家制度早晚会取消。拿工资再拿稿费收入，这种特殊的劳动报酬方式以后会随着中国稿费出版机制的市场化，稿费标准的进一步调整而逐步改变。实际上专业作家协会已经不再吸收新的专业作家。”张抗抗还认为，应该探索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和扶持作家，比如设立各种奖项或创作津贴，以签约制代替终身制，来帮助作家克服困难，扶持纯文学的发展，增加作家的收入。当各种机制完善了，专业作家的机制就可以取消了。

　　其实，在机制取消之前，已有很多专业作家主动退出作家协会。比如，余开伟、黄鹤逸先后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夏商退出上海市作家协会。最近，山西作家张石山退出了山西作协，作家李锐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李锐在发给记者的《致文友公开信》中，提到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令文学日益萎缩”；而作协的换届选举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因此患上了“换届综合症”。他表示，今后将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去，履行好专业作家的职责。

　　作品是最好的证明。只有培养出大批的文学人才，推出大批的优秀作品，出现令人瞩目的杰出作家，文学才能在全国文坛确立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创作体制的改革无疑也是以此为目标，我们期待今年有更大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