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到过王泉根的不少文章，尤其是2003年12月17日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那一篇《文学教授的资质》，

　　我反复读了多次，有的句子我已会背诵了，如：“他胸怀慈辈，志尚于道，心欲济世”、“大道之行，士贵其身。”“‘神五’上天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可以入地。”“他或许不同意人家的观点，但充分尊重人家表达观点的权力”等等。王泉根的文章不但思想深刻，常常发人之所未发，而且文笔清畅优美，可读性强。我希望《中华读书报》能多多刊登这类“文质俱美”的文章。但我在看完《文学教授的资质》一文后，总觉得王泉根在这个功利主义红尘万丈的世间实在有点太书生气了，《资质》一文中对文学教授的资质界定固然十分有道理，也十分必要，但这样的教授恐怕在今天已是“多乎哉不多也”。我曾经听过一位副教授讲当代文学，他在介绍老舍时说，老舍曾写过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小说《在红旗下》。我当时听了真大吃一惊。老舍的小说明明是《正红旗下》，“正红旗”是满清八旗之一，老舍是满族人，根本不是什么《在红旗下》。由此足见那位副教授不但没有看过老舍的这部作品，而且连“正红旗”是什么都不懂，因而想当然地把它解读为歌颂新社会的“在红旗下”了。为什么今天的大学文史类教授中难以出现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钟敬文、启功等那样的教授？除了别的原因，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外因”是：老一代教授的青少年时代都受到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与训练，夯实了人性与人文的根基；而现在这一批正在今日中国高校起着“中坚”作用的教授，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红卫兵造反、上山下乡、知青返城、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下海经商等背景中走过来的，要对他们提出高素质的资质要求，实在有点勉为其难。王泉根的《资质》一文，虽然是理想主义的弹唱，但其内涵则是忧患深广的，看了使人不得不深长思之：在科教兴国的今天，大学教授的资质实在是太重要了。（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