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伍军人、原村主任老何在京几年间被收容多达7次

　　程军德3岁的儿子和他一起被收容

　　□本报驻京记者 赵 凌

　　寻访收容，寻找他们

　　站在人烟稀少的公路旁，高大的灰墙挡住了对它所有的想象。眼前呼啸而过的卡车鸣笛不能惊扰对它百感交集的凝望。

　　没有任何标志能够指明这个看上去沉重衰败的地方。6个月前，这里悄然摘下标牌，卸下它20年的傲慢。

　　如同电影中监狱的模样，岗楼矗立在高墙的两端，如今早已无人值守。玻璃多数掉得连碎片都没有，窗框也是锈迹斑斑。衰草缠满高墙上一道道密集的铁丝网。

　　2002年10月的一个深夜，31岁的湖北人程军德抱着3岁的儿子，正是从这里走了出来。月色凄迷下两个小时的孤单行走，走回自己几十公里外西直门的“家”。

　　这是北京市郊昌平七里渠，北京曾经惟一的一所收容遣送站。

　　周围的人们老练地将它叫作“十三处”。“十三”是负责管理此地的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的机构编号。高峰时，这里曾容纳过3000名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口。

　　46岁的湖北人老何几年间被收容7次。这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当过5年村主任的老党员说，我被脱光衣服搜遍全身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尊严已经完了。

　　他们是一群在北京蹬三轮车的外地人，做着一项不被北京允许的生计。他们靠力气和运气度日。在北京商业繁华但交通恶劣的西直门，这支队伍有100多人。

　　他们走到哪儿都要怀揣暂住证、身份证、就业证——这是他们合法留在城市的依据，也是警察辨认他们是否为“三无”人员最快的方法。

　　他们是老乡，来自湖北广水余店镇。他们住在一起，每人平均被收容3次。如果不被警察逮到，每月收入800元。

　　2003年年末的北京，收容废止6个月后，他们各自神色平静地讲述自己的往事，那种平静来自于对自己的身份和命运不能再有幻想这一现实的接受。

　　尊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警察上班的时候，老何的三轮车就停在西直门轻轨立交桥的下面。老何今年46岁，在拉车的队伍里，这个岁数不算年轻。

　　他的车子背后用黑色的粗笔写着“12月14号，早上9点”。记者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是那天被警察抓到的记录，就像小汽车违章时开出的罚单。每次拿200元赎车时，只需报出当时被抓的时间，警察就在一大堆三轮车的后面找。

　　老何21岁时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老山前线打仗。1980年，他入了党。来北京前，他是村里的村委会主任。

　　老何穿得很破旧，没有一点曾经当过干部的痕迹。这个月老何被抓了3次，车后面的墨迹好不容易拿水洗掉，没两天就又写上了。3次他被罚了600块钱。600恰恰是他每月给家里寄钱的数目。老何说，收容是废了，但是罚款一样让人受不了。

　　1993年到1996年当村主任的他，全年的工资是800元。家里4亩半地，一年下来收入不够提留。连续3年，手里拿到的都是白条。

　　老何有两个孩子，大的18岁，小的17岁，分别上高三和高二。大孩子每学期的学费是1400元，小的1200元。1996年，当了3年村主任的他决定不干了。

　　老何说他的身体可以干到两个孩子大学毕业。他老是跟孩子说，一定要好好念书，像你们的伯伯和伯母一样。老何的亲侄子在北京市政府工作，侄媳妇供职于某报社，都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榜样。

　　从1996年到北京拉车，老何一共被收容过7次，是老乡里被收容次数最多的一个人。他三证齐全，每次还能拿出退伍军人证和党员证，一样难改收容命运。7次收容，在那里度过近70天。

　　老何被遣7次，每一次都是刚被送到武汉，他马上去火车站买票，乘当晚的185次返回北京。他说，7次收容他损失了将近4000元，那是两个孩子几乎一年的学费。

　　老何从来不和老乡们说收容站里面具体的事，他始终放不下那个面子。因为身份和经历的不同，他总是比别人更看重尊严。

　　老何每天早上都看报，孙志刚的事和收容被废的事，他都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孙志刚的死，让他难过了两天，“他一定是在里面顶嘴了。”收容被废，他和老乡们都感觉吃惊，心里高兴但又不是狂喜。

　　儿子的眼泪好像淌在我的脸上

　　程军德看上去就很脆弱。即使穿着洋气的红色棉服，眼神依然透着不够笃定的惊恐。

　　32岁的他生活孤独。父母双亡，老婆也“和别人跑了”。相依为命的是一个4岁的男孩。

　　2001年5月，程军德离开湖北来到北京。300元买下三轮车，100元办了暂住证，新生活就以这样的低成本开始。

　　他的运气实在很差，路还没熟，第二个月就被收容了。6月的一个晚上，惊恐中他被塞进闷热的收容车。之前，老乡告诉他的如何躲避警察的技巧，还没有来得及使用。

　　被遣送回家后，他很快返回北京，心里惦记的是那辆被没收的三轮车。花多少钱要回车，现在他已经记不清了。

　　3个月后，程军德再度被收容。他糟糕的运气成为老乡们取笑的谈资。

　　这一次从家回来，他带来了自己3岁的儿子。这是老婆决定离开后他惟一留下的。

　　在北京蹬三轮遵循着同样的作息：警察上班我下班，警察下班我上班。他们干活的时间正是城里人休息的时候：早上5点到7点半，中午11点到1点半，下午5点到深夜。

　　在这3个时间里拼命蹬车的程军德，生活从此有了异样。他需要常常想起留在阴暗逼仄房间里嗷嗷待哺的儿子。3岁的儿子和一大帮男人们挤在一起。空气和床铺都是那么肮脏。

　　早上出门，他将孩子托付给老乡的女人们照看。晚上老乡们凑在床上打牌时，程军德嘴里哼哈着哄儿子入睡。

　　程军德就这样当爹当娘过了一年辛苦但太平的日子。他在城市里灵活躲闪的技术也日渐老到。“儿子是我惟一的亲人，他和我在一起，我就觉得家在北京。”程军德有时候就这么想，这么想的时候脚下的车轮也就转得更快。

　　2002年10月的一个中午，程军德又被抓了，在他刚刚把一位乘客送到地铁口的时候。通常，这是警察们吃午饭的时间。程军德懊恼不已，为什么又是我？！

　　程军德被推了上去。警察问他，住哪儿？程军德以为警察要送他回去，他陪着笑指给他们看，生怕说话不周到，又惹怒警察。

　　到家了。警察一把将孩子从凌乱的床上抱起，塞进程军德怀里，“一起走！”

　　“不能，你们不能这样，他才3岁。”程军德几乎要跪下，“求求你们，他太小了。”

　　一年后说起这段，这个男人还是有些哽咽。

　　一路向北，晚上10点，他们到了“十三处”。把儿子放在自己微曲的臂弯里，程军德为儿子盖上散发着恶臭的被子。在100多人的大通铺上，他给自己和儿子硬是挤出一个地方。在这个拥挤得不能再挤的地方，每个人只能侧卧。躺下后就不能起来，起来就再也睡不下去。

　　儿子一直在哭，整个屋里的人都无法入睡。早上10点开饭，孩子死活咽不下那黄色的窝头。程军德不怨儿子嘴刁，第一次进来时，他一样咽不下。儿子喝了凉水，开始拉肚子，每天都在哭。程军德抱着儿子，在房间里、在院子里、在房前的铁栅栏里来来回回地走。

　　第四天晚上，程军德找到警察说，我儿子不行了。那天晚上，程军德的孩子因为几天没有进食，已经萎靡，意识也开始不清。一个警察急忙买了袋奶粉，但无论怎样也喂不进去。

　　收容站决定放了他们父子。

　　那一天午夜0点，程军德抱着儿子从收容站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四野空旷，只有凄迷的月色。

　　在漆黑的夜路上，孩子一直在哭。程军德抱紧儿子，走了两个小时，从七里渠走到了西直门。程军德说，那一路，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孩子的眼泪好像淌在他的脸上。

　　花300块钱治好病，他把孩子送回了老家，让弟弟和弟媳帮他带。现在，每个月他会打个电话给儿子。儿子今年4岁了，程军德说，现在看不出那一次对孩子有什么影响，这让他很高兴。

　　即使收容废除了，程军德也不再想让儿子来北京。他说，这里的生活仍然危险，他天天和警察周旋，天天都在冒险。

　　补 记

　　12月25日，记者再度来到“十三处”。收容站外零星停着几辆三轮车和“面的”，在当天北京六级的大风里，车夫们一个下午都没拉到一单活，无所事事地聊天。

　　如今的冷清让他们有些怀念从前。收容没废前，每逢严打、重大节日和活动，这里常常车水马龙，“最壮观的一次，32辆收容车停在路边往里送人！那时候我们来钱快，到收容站找人赎人的人海了去了。”

　　收容站外的“黑车”司机也多是些外地人。收容被废让他们内心充满纠葛。从感情上讲，那些被收容的人和他们一样都是出外打工的人，他们比任何人都能理解那份心酸。而现在却也因为收容被废，他们曾经依靠收容站过活的日子变得异常艰难。

　　“我知道说恢复收容是没良心的话，可说实在的，现在挣不到钱，有时候心里也挺那个的。”一个外地人有点不好意思，反复拿捏说话的语气。

　　●关注理由

　　回首2003年法治历程，或许没有一个案件能像孙志刚案这般引起万人瞩目，举国激愤；或许也没有一项立法工作能像国务院废收容、改救助这般彰显政治文明，令人兴奋莫名；还有，或许也没有一种人生际遇能像被收容这般一去不复返，真正成为2003年度的中国“故”事。

　　往事不可追，但是，那些曾经让很多城市“外来人口”失去自由与尊严、甚至失去生命的收容遣送站，仍应作为一座表征法治进步的纪念碑，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在有收容的最后一个年末，读读以下发生在收容遣送站里的故事，让我们迎来新一年的法治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