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所有忘却个人安危，深入灾难现场，完成光荣使命的新闻同仁致敬！

　　重庆，井喷。

　　2003年12月29日清晨(本刊截稿时)，中石油川东北气矿“12·23”事故中的一名受伤者，在当地医院因医治无效，死去。至此，开县井喷事故中的死亡人数已达234名。

　　一切都在数小时之内骤然发生。安全事故，总在老生常谈中细数着生命的流逝。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2003年12月27日表示，石油天然气开采属于高危行业，应当有能力预见到作业过程中可能诱发井喷并造成有毒气体外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制订事故应急预案，设置救援机构和队伍。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要求，那就存在管理上的漏洞。

　　接连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似乎已经让人们对死亡数字变得麻木。权威的钻井专家告诉我们，井喷对于石油开采系统不过是平常之事，但实际上井喷失控造成事故的概率却非常之低，大概相当于航天飞机失事的风险概率(1/426)。

　　但是，这种“小概率”事故发生的背景却与中国众多的安全生产事故大抵相似：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的矛盾，安全救援预案的缺失，职能部门对生命的漠视……

　　事故发生时离2004年的新年还有9天，234条生命却跨不过这短短的间隔。

　　被延误的生机

　　高桥小学数学教师张世齐：“如果那30多个人能听我的话，就会保住命，现在想起来真是伤心！”

　　晓阳村6组组长廖代宣：“要是有个高音喇叭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叫他离开。

　　高桥镇干部周厚轩：“如果矿井把情况第一时间报告给我们，就会节约很多时间，就有可能挽回一些人的生命。”

　　开县有关官员称，发生事故后，矿方一般首先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汇报。而近在咫尺的地方政府反而得到的是转手的消息，可能贻误了救援良机

　　本刊记者/唐建光 刘志明

　　(发自重庆开县)

　　2003年12月23日夜，重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井喷事故。至31日零时，234个生命在灾难中逝去。

　　“我第一个发现了‘井喷’”

　　63岁的周先忠是晓阳村一组村民，川东北气田罗家寨16号井就位于一组的土地上，距周先忠家仅30米远，从他家的楼顶可以清晰地看见围墙那侧井旁的一举一动。周家养了五六十头猪，专门供应钻井队伍。

　　周先忠自称是2003年12月23日晚上除值班的矿井工人之外，第一个发现矿井“井喷”的人。当晚，他正在家里“斗地主”(一种扑克牌游戏)，突然听到矿井方向传来一声巨响。这个声音，据其他人描述像“飞机起飞时的轰鸣”。

　　此时，周先忠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石英钟，表针正指向21点55分。

　　关于井喷发生的时间，至今仍有多种说法，新华社记者采访的多位灾民称他们听到巨大声响的时间是21时35分左右，石油部门的一份资料称是“22时许”，而开县人民政府12月25日呈报重庆市政府的一份报告称是22时15分。

　　听到异响，周先忠马上爬到自家三层小楼的楼顶，看到矿井那里正在冒气，一根气柱“好像是翻滚着在往上窜”，连井架上非常粗大的钢丝绳都被气体冲得“啪啦啪啦”地响。他还看到，一个当班的班长，当时仍在坚持操作，可能是在关闭闸门；井队队长吴斌往井台上冲了三次也没能成功，后来便跪在地上大声吼叫。

　　三四十秒钟后，气柱自己燃着又很快熄灭了。周先忠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下楼来，大喊，让人们快跑。据周称，他一直向北跑到麻柳镇，向镇政府报告，并建议政府做好准备，组织人员撤离。他边跑边喊，至少上百人听到他的呼喊后立即逃离得以保全性命，其中包括距矿井稍远的矿井炊事班。

　　当晚气井有20余人当班，58岁的钻井监督罗万志和管理员刘刚二人死亡。石油部门的报告称，两人是在搜救受灾群众途中不幸遇难的。据目击者称，当天晚上，他们本已逃出，忽又转身回来，看是否有人还没有走。这时年龄较大的罗万志已经不行了，刘刚就背着他，但没走多远，两人都扑地而死。

　　被耽误的时间

　　此时，“富含二氧化硫的气体从钻具水眼喷涌而出，直达30米的高程，预计无阻流量为400万至1000万立方米/每天，失控的有毒气体随空气迅速传播，离气井较近的开县高桥、麻柳、正坝、天和四乡镇的28个村迅速被毒气覆盖。”开县政府的报告描述说。

　　据周先忠和一些气井工人的回忆，发生井喷时，矿井里拉响了警报。但是，因为矿上曾多次搞过演习，邻近村民对警报已习以为常，并未真正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

　　石油部门的一份材料说，钻井队队长吴斌、指导员白佳在组织井控无效的情况下，于22时30分组织人员开始疏散井场外围人员及周边群众。

　　但无论是周先忠的呼喊还是井队人员的疏散，都未惊醒大多数已经熟睡的村民。东南风裹挟着毒气，在黑暗中向他们扑来。

　　高桥小学数学教师张世齐住晓阳村9组，离矿井约1公里，隔着一道小山梁。他和妻子吴春慧突然被巨响吵醒，但因为这里经常发生类似的声音，两人并不感到惊诧。

　　10多分钟后，屋外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有人在叫：“张老师，开门，快逃啊！”

　　张打开门一看，都是晓阳村二组、三组、五组的村民，说矿井那边出了问题，有异味。在张世齐的常识中，天然气是一种有毒的气体，他就告诉他们赶快跑。但村民们不以为然。呆了近一个小时之后，一些村民想起家里门没有关，猪没有喂，衣服也穿得不多，就说要回家看看。张世齐苦劝无用，大约30来人回家，人一去不复返。

　　张世齐回忆，就在这些村民走后，他还闻不到多少气味。而此后他知道，人吸入硫化氢后，开始有一股臭鸡蛋味儿，2～5分钟习惯后就闻不到什么味儿了。张的妻子认为没什么问题，执意要睡觉，他劝说不听，就沾了两块湿毛巾放在枕边，准备着。大约凌晨5点，他突然听到另一房间的猫发出一阵咳嗽，过去一看，猫已经死了，而猪也昏昏沉沉。张世齐忙回屋掀开妻子的被子，说：“再不逃就来不及了。”妻子吓坏了，但此时已失去知觉，伸出的手怎么也摸不到门。

　　张世齐一手搀着妻子，一手用湿毛巾捂住她的鼻子，相扶着往与矿井相反的方向跑。他们一出门，就看到黑暗中田里、沟里、院子里，到处奔跑着或趴着人。

　　村民们的“非正常死亡”

　　张世齐虽然逃出生天，但周围的很多人却没那么幸运。张世齐家所在的院子，住了五户人家，共有十四五个人，现已死了5人，其中一位是瘫痪的黄姓老太太，年龄最小的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

　　小学教师张世齐，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对这场灾难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在这场事故中，很多人并不是死于有毒天然气，而是“死于非命”：

　　首先，事故发生后，实际上村民仍有一段逃生时间。但由于乡村通讯不发达，很多人并没得到通知，如果村里有高音喇叭，可立即通知大家逃命，也不至于死那么多人。

　　其次，既然有发生井喷的可能，就应该在平时让老百姓知情。张世齐说，因为绝大多数村民没有用过天然气，并不知道“井喷”喷出来的有害气体可能致人死命。同时还应该让老百姓有自救的常识，出现了事故后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但高桥镇的干部和邻近村民都说，没有任何人曾经向他们宣传过井喷可能出现的危害，以及事故发生后如何自救。在这次事故中，周边村民死伤惨重，而钻井队多数人顺利逃脱，这与他们及时获知了信息，并且懂得自救不无关系。

　　很多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村民是在出逃之后，由于对硫化氢中毒的危险认识不足，放不下家里的事，又自行返回家中才导致毙命。直到12月26日，搜救队员还发现躲在家中不愿出逃的村民。一位老人放不下家中的猪仔，越过封锁线回到家里，藏在猪圈里躲避搜救。而张世齐就是靠他点滴的自救知识才逃出来的。“如果那30多个人能听我的话，就会保住命，现在想起来真是伤心！我看到了人们死亡前的情景。”

　　他们为何没能及时逃生？

　　那么，为何灾难降临时，众多村民没有得到及时的撤离通知呢？

　　据石油部门的一份资料称，井喷事故发生后， 22时45分，井队队长吴斌即向开县高桥镇胡副镇长汇报了险情，并请求当地政府帮助紧急疏散距井场3～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群众。同时，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东北气矿也向当地政府请求支援。

　　但开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监局)副局长肖万成告诉《新闻周刊》，身为地方安全生产的主管者，他并没有得到开采部门的报告。相反却是辗转从上级处才知道消息。

　　肖万成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晚23时20分左右，该局局长张方明在家中接到重庆市安监局一处处长舒启武的电话：“高桥镇的罗家某井发生井喷。”张方明说还没听说，马上核实。2分钟后，张打电话给高桥镇政府负责人，未能打通。11点25分左右，张打电话让副局长肖万成核实。肖马上打电话给高桥镇镇长杨庆友，问情况是否属实，为什么没有向县安监局报告，杨说：“发生井喷属实，地点在高桥镇晓阳一组，为什么没报，是因为钻井队没向我镇报告。我是刚才在公路上看到发生井喷的，现正在筹备处置办法。”肖说：“疏散群众是第一位的。”

　　这天晚上，高桥镇政府工作人员周厚轩已经上了床，但还未入睡，突然听到窗外传来奇怪的响声，他以为是在下雨，但出门一看，却无雨。正纳闷间，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喊：“井喷了！”喊叫的是已经撤到了高桥镇街上的钻井队工作人员。

　　镇政府的干部们急忙起床，派了两个人去井上查看，发现真的发生了井喷。在离井口约300米的地方，井队已经挂起警戒线，不让人进入。镇政府马上召集镇干部开短会，决定通知高桥与齐力(高桥镇是由高升乡与齐力乡合并而成)的居民和24个村的村民转移，对附近村民进行叫喊，并给各村村干部打了电话。

　　周厚轩告诉记者，矿井发生事故后，井队首先把情况报告给其上级川东钻探公司，而主管部门并没有向当地政府部门报告，是镇上工作人员自己在夜间听到了动静，查看后才清楚是怎么回事。而镇政府接到“正式通知”则是在23点半左右。

　　开县政府的报告显示，县政府是在23时26分首次接到重庆市政府值班室和川东北矿区的通报的。此时，据事发已一个半小时。在开完紧急会议后，23时46分，开县副县长王端平组织了一个50多人的先遣队赶赴现场。

　　据开县有关官员介绍，在这一过程中，开县方面也没有得到关于井喷的详细情况和危害性报告，而石油部门最初主要是要求地方政府派出消防人员和公安干警。当地政府初时还以为只是需要为扑灭井喷提供交通疏散和消防支援，并且由于缺乏专业人员和专业知识，起初并不清楚井喷的后果如此严重，而是在前往现场的途中向有关方面作了咨询，才了解了情况，并要求周围群众撤离。

　　23点多后，镇上居民开始撤离，镇中心小学副校长廖代成说，校内20多名老师坐着摩托车撤离，无一伤亡。但由于学校的500多名学生大多住在井矿周围，死亡的人数不少。廖代成家里就死了5人。

　　据知情者称，24日凌晨2时10分，先遣队到达高桥镇，简单碰头10分钟后，正式下达了全面疏散命令，组织群众向3公里外撤离。此时，距发生井喷时——晚21点55分，已过了4小时25分。

　　“这就转了个很大的弯，耽误了一些时间。”高桥镇干部周厚轩说，“如果矿井把情况第一时间报告给我们，就会节约很多时间，有可能挽回一些人的生命。”

　　活着的和死去的

　　开县安监局副局长肖万成表示，根据《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试行)》第三十条，中央在渝企业及市属重点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由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肖表示，虽然矿井在开县地面上，但县安监部门对于其安全生产情况基本插不上手。即使偶去检查，采气部门也常常以“我们是垂直管理”相回应，并且由于县和镇安监部门对采气的技术问题知之不多，也缺乏专门的设备，因此“一般只是看个表皮”。

　　开县有关官员称，事故发生后，矿方一般首先向其上级主管部门如川东钻探公司、四川石油管理局以及重庆市政府汇报。而近在咫尺的地方政府反而得到的是转手的消息，可能贻误了救援良机。

　　即使在当地政府得到消息后，很多村民仍然无法获知警报。据开县官员称，虽然当晚即组织干部通知村民撤离，但因为没有防毒面具等专业工具，无法进入危险区域挨家挨户通知。当地农村已取消了高音喇叭，多数农家又没有电话，因此无法得到通知。

　　“要是有个高音喇叭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家离井口只有五六百米的晓阳村六组组长廖代宣说，他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叫他离开。凌晨4时出逃时，妻子在路上死去，廖代宣拚命拖着两个孩子，边跑边爬，按他的话说，“死了好几次”，才留得性命。

　　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很多邻近井口的村民是在四五点钟感知情形不妙才开始自行撤离的，此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已中毒较深无力撤离。廖代宣的堂弟廖代林在县城上班，24日早上8点，他才听说消息，赶紧打电话回家，发现父母和儿子都还在家里。此时母亲已经跑不动了，廖父只好带着儿子仓惶逃命。母亲死在了家中。

　　这次事故中，晓阳村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村庄，二、三、五组受创尤甚，用村民的话说，“一家一家的，几乎都死去了。”

　　据晓阳村书记周克安介绍，这个1200多人的村，有两个组长身亡。铁匠廖晓刚一家，5口人遇难，包括他的父母、妻子和两个儿子；廖伯寿一家，死了4口人，只剩下一个7岁的儿子；丁文海一家也死4人，剩下一个小孩；周克军一家只有他本人幸免，妻子和一对儿子都已不在。

　　村民周克安则于26日在搜寻到的尸体中找到了妻子，和孙子。

　　重庆井喷致高桥镇万户萧疏

　　重庆井喷危险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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