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在高处。

　　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财富在于心智的健康和成熟，一个政府最宝贵的品质在于执政理念的科学与理性。2003年，在国际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完成了一次重要理论奠基。

　　这一奠基首先表现在新一届政府“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强调提出和认真遵循，正因为如此，她才顺利经受了从SARS危机到台海危机再到朝核危机等一系列考验，得到国内公众的最大认可和世界的广泛认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5年后，在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中国，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崭新理念，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确立健康、平衡的稳固支点。这意味着2004年的中国将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开启航程。

　　有人说，2003年，一个制度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改变了一个制度的命运。这个人便是孙志刚。孙志刚案件是依法治国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案件以及后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乙肝携带者作为公务员的就业权利讨论、《法律援助条例》、新《婚姻登记条例》、《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的实施都从人权的保障与维护入手，上升到依宪治国的高度。而且“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被庄严地写入宪法修正案草案，并提请今年即将召开的“两会”审议。

　　有人说，2003年，一场疫情改变了一个行业的命运，一个行业又改变了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轨迹。这场疫情便是SARS。它首先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极端失衡和残缺不全，并随即拉开了完善和重建这一体系的大幕。以5月9日国务院颁布《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条例》为起点，中国整个行政管理体制开始全面植入“公共”新理念，以实际行动打造“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新形象。

　　与之呼应，这一切也在进一步推动政府信息的逐步公开以及民意的充分表达。珠海发生的日本人国耻日买春案、齐齐哈尔“8·4”毒气伤人事件、刘涌再审被判死刑案、北京出现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现象等都渗透着中国民意崛起的特殊力量，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创造出广阔空间。

　　然而，2003年在带给我们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物质基础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连串不容回避的“怎么办？”。

　　程维高、李真案，王怀忠案的惩办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党中央反腐的决心与力度，另一方面让我们必须反思现行干部选拔和任用制度，改革现行吏治并建立配套的警示制度已时不我待。2004年，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升级和顺利推进将成为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25年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开放倒逼改革的态势，随着未来中国各项改革的深化，各项配套政策和措施的完善亟待进一步提速。国企改革中不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贫富分化加剧，城乡弱势群体保障与救济问题，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都将伴随着我们一起在2004年上路。

　　2001年12月11日，中国以成员国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宣告了一个正崛起的大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众所周知，今天距2005年中国各个产业大面积对外开放期仅剩一年准备期。面对环伺于国门外的跨国竞争对手们，我们的民族企业在资本、人才、管理、技术等方面都准备好了吗？

　　当然，2004年，这样一种提醒也在时时伴随着我们：“人们不再害怕致富，损人利己的风气又冲垮了道德堤坝，金钱至上把人性扭曲得面目全非；那些不该进入市场的公共产品也成了买卖的对象，甚至尊严，甚至良心。在全球舞台上，还有一些博弈规则，有利于强者，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面对国际市场的不公正，我们的声音还很微弱。”

　　面对2004年，我们有着升级的希望和蓝图，也将面对升级的问题和困难———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抹煞我们前行的信念。毕竟，我们曾经的25年也在不时面对难以想像的风雨和波折；毕竟，今日中国航向已定，上下同心，众志成城；毕竟，一个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渴望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

　　2004，我们肩负重托，我们直面挑战，我们寻求答案，我们将不辱使命。

　　2004，我们书写升级版中国。 法制社会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