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苏儒

　　近两三年来，《光明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及《出版广角》等媒体陆续发表了不少文章和报道，揭露和讨论翻译界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有些问题是很令人担心和沮丧的，也是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不少学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从一方面看，翻译界似乎问题严重、形势严峻；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未必不是一种好现象，反映出翻译在当前这个改革开放时代中不容忽视的存在（即使它的重要性尚未被普遍地、充分地认识。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离不开翻译），也反映出我国翻译界不乏有识之士、有志之士，力图为翻译事业开拓出新机运、新局面。这比万马齐喑要好上千万倍。

　　过去曾习惯于把矛盾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以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加以处理，翻译界目前存在的问题似乎也可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一类是抄袭、剽窃、侵权，这是违法违规违纪的问题，应该受到法律制裁、行政处罚和纪律处分，不是批评所能解决。我们所要做的是大张挞伐、同声谴责。另一类是质量低劣的问题，如粗制滥造、胡译乱译、任意删节、篡改原文，等等。对这类问题应该是翻译批评的重点。造成这类问题的原因有许多，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译者水平或劳动态度，编辑或领导一关无人把守或把守不住，利益驱动、唯利是图，职业道德观念薄弱。对这类问题的批评过去较侧重于出版物（特别是文学作品、科学著作），以后似宜扩大视野，及于各种译品，包括所有涉外译品，甚至于街头的一句外文标语。现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和扩大，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正日益临近，不要小看一句外文标语或一块外文路牌，事关大局（国家荣誉、事业兴衰）。（请读香港《文汇报》2001／8／18“北京英文路标令人捧腹”，《光明日报》2002／4／15英国迈克·高的海外来鸿“中国各种场所错误百出的英文译文令人感到不舒服”，香港英文《南华早报》2002／12／2“北京学外语运动显示令人忧虑的迹象”。）还有一些拿到国外去的东西，所出现的英译文错误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如在海外放映的一部影片中，居然把举世闻名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译成马丁路德国王！

　　其次，开展翻译批评要联系到历史和社会大环境来考虑。我国人民的总体文化水平还不高，从“闻洋丧胆、涉外心惊”到“闻洋起舞、涉外开心”的大转变还不过是二十多年的事，所以许多人尚不知翻译为何物的现象并不足怪。我国翻译界是在得不到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尊重的状态下，从事着一桩于国于民关系重大的事业。当然，这不能成为不负责任、不讲译德的借口。相反，对于缺点错误必须严肃批评。与此同时，应该指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由，从源头上加以治理。对翻译界内部来讲，我们要自爱、自重、自律，更要团结。有一句老话值得重温，那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正因为我国翻译界还得不到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尊重，而且翻译工作者的队伍还不够强大，所以我们内部的团结就更为重要。我们如果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我们就会有力量，我们就会发出更大的声音，我们的愿望和要求就会受到重视。

　　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我想对近来出现的在翻译批评方面的一种倾向，说说自己的看法。这种倾向就是把本来应该相互切磋讨论的不同译法硬要作为是非问题来加以批评。我们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个工作的艰苦，也都知道从学术层面说，译文永无定本，因为翻译不是机械性的工作而是创造性的工作。茅盾曾说，文学翻译“好像一个演员必须以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修养来创造剧中人物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人物，又必须完全符合于剧本作家的原来的意图一样。”（罗新璋编《翻译论集》513页）。试问有谁能说他所演的莎剧中的角色是唯一的，百分之百体现莎翁原意的创造？当然，一些单词的翻译如white译作“白”，那是确定无疑的，但white用在不同的诗句中如何翻译就要看各种不同因素而定了。所以我以为在“如何翻译”这个问题上，还是以讨论、商榷为好，不要轻言批评，当然更不要用一种以权威自居的态度来作出“判决”。

　　我是一个年逾八旬的老翻译工作者，所以想特别就“老中青”团结的问题说几句心里话。我们老翻译工作者干了一辈子翻译，热爱这个工作，热望这一事业兴旺发达，更热望后继有人，而且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轻一代应该有超越前人的抱负和志向。所谓“超越前人”是在前人已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或在前人已奠定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当然也可以另辟蹊径或另起炉灶，但那也离不开前人的经验教训。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采取一种自高自大、视前人为无物的态度，那就不但不利于团结，对自己的进步也是有害的，因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乃是真理。（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