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仰望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05日09:15 解放日报

　　昨天12时35分，美国“勇气”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成功着陆。这是人类首次在短短一个月内前仆后继4次向火星冲击登陆，亦是人类首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宇宙间星际直播，举世瞩目。

　　———因为4亿公里的造访实在太远，———因为迁徙火星的构想实在太玄，———因为直播中的话语听得已经太熟，就在“勇气”号机器人在红土地上打盹的时候，我们支楞起

耳朵，认真地开始倾听人文学家们的，心对星的声音。

　　最远的叩问

　　记者：此次登陆火星的一大使命，为了寻找生命的痕迹，如此巨大的投入去证实一个几近无望的假想，有意义吗？

　　胡守钧（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科学的意义并非都是立竿见影。阿基米德定义圆锥曲线时，纯粹是为了“有趣”，直到几百年后，开普勒以此为蓝本推导出奠定宇宙学基础的“三定律”，人们才认识到它的价值。最初都可能源于一个假想，甚至一种游戏。

　　记者：毕竟几百年后还是“用”上了，那么远的火星，也许永远也“用”不上。

　　胡守钧：人类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不断地探求未知，探求未知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我从哪来？我到哪去？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答案，人便将追问的目光投向浩淼的太空。

　　记者：你是说，探测太空，是人类以另一种方式追问生命？

　　胡守钧：关于生命的思考与追问，是一切文化的最初起源，也是终极命题。天文学的“鼻祖”是占星术，主要目的就是预测命运、占卜生死，而万物之中只存在于人类的丧葬仪式，实际上寄托着“人对去路的着迷”。现代科学的触角延展了许多，基因技术是寻求微观的生命解释，太空探测是寻找宏观的生命解答，人类一次次地，以各种途径在追问着———我从哪来？我到哪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登陆火星寻找生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离地球最远的一次生命叩问。

　　天堂在地球

　　记者：作为一个哲者，你对这次“登陆火星”第一感受是什么？

　　赵鑫珊（著名哲学家）：骄傲而痛苦。4亿多公里外的火星都能上去了，但恐怖主义阴影下的圣诞节，拉响了橙色警报。我以为“登陆火星”是一起重大科技事件，又何尝不是一次深刻的哲学叩问———人往哪里去？有位古希腊学者一天到晚仰头观星，结果掉到水坑里。仆人笑道，“还是先把眼皮下的事搞清楚吧。”这次人类能最真切地看到火星环境的严酷，天堂就在地球上。

　　记者：“登陆火星”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反思的全新视角？

　　赵鑫珊：它让我们从孤寂的太空俯视地球那片蔚蓝时，给予我们一种宇宙的胸怀、博大的境界和同类的温暖。所有人类生存哲学归根结底就四个字———敬天爱人，人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静静神，爱我们这颗地球吧。

　　是对生命大不敬

　　吴晓明（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恕我直言，这是人类理性又一次没有实际内容的、形式上的扩张。不可否认，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依靠理性取得了很多建树，它体现在现代文明遍及每一个角落。但任何一种形式的理性都有衰退期，就像中国古代的科举。人类理性进展到二十世纪之后，鲜有建设性的成绩，更多的是量的扩张。

　　记者：库恩的说法，我们正处在“科学大革命”后的“做作业”阶段。

　　吴晓明：“作业”做到现在，人类把粒子越分越小，在太空里越走越远，但正如怀特所说：“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却恰恰遗忘了最紧迫的东西———对自身的了解，对人文的关怀。

　　记者：这次登陆火星，不就是为了解答生命起源，为人类寻找未来新家园吗？

　　吴晓明：人完全可以在地球上生活得很好，为什么要远赴火星？家是与之熟悉、有亲切感归宿感的所处。理性主义往往导致虚无，两次世界大战、核竞赛、伊拉克战争，都与理性主义有必然联系。理性孕育了奇迹般的物质文明，也让人被“连根拔起，无家可归”。没有根的文明是脆弱的，这就像坐在飞机上与坐在树墩子上，哪一个让你更踏实？

　　记者：你是说现代文明有游离生命本义的倾向？

　　吴晓明：当水被分解为氢和氧后，它已经不再是生命之源了。我感觉人类正处在“这样一个”绝对的科学主义、无批判的实证主义阶段，这是对生命的大不敬。我希望这个必然过程能够更短些，人类应该有更文明、更人性、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无关哲学

　　江晓原（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探测火星，寻找生命的痕迹，我认为不是什么人类哲学思考的冲动，而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实到人类移民搬家的问题。

　　记者：大规模移民火星，有这种可能吗？

　　江晓原：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遥远。移民火星比移民没有大气层的月球操作性强多了，火星的大气虽然稀薄，但完全可以改造啊。我想人类移民火星，也就三五百年的事。

　　记者：人类在地球上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大动干戈移民火星？

　　江晓原：地球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能源压力，至多再撑一万年。更不可测的危险是小行星对地球的冲撞，说不定几百年后就发生了。未雨绸缪，当然要准备好将来人类的家园。

　　记者：你的意思，科学研究最终目的都很现实，且不管实现的距离有多远？

　　江晓原?何揖俑隼樱械墓艺手蒲Ъ颐孛苎芯恳幌罴苹烟粝道镒畲蟮男行恰拘遣鸬簦龀梢桓鼍薮蟮慕鹗羟蚩牵烟艉偷厍蚨及诶锩妫庋死嗑陀辛私跞≈痪〉奶裟堋Ｐ枰嗌偃斯ぃ渴裁词焙虿拍苁迪郑课椅薮踊卮稹Ｕ馓鹄词遣皇潜纫泼窕鹦歉旆揭固罚康馊肥凳鹿厝死嗟纳来嫱觯唤鼋鍪锹憧蒲Ъ姨剿魑粗暮闷嫘模皇钦苎獾倪滴省?

　　找一种安慰？

　　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当然我们可以说，探测火星，是为了移民，为了资源，为了把人类的足迹扩展到太空。从这个意思上讲，探测火星是伟大地理发现时代的延续，也是资本文明征服和统一一切的需要。但为什么离这些问题很远的普通人也会为之血脉贲张？这恐怕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后，人类基本上已经抛弃了“上帝创造了人这个万物之灵”的教义，那么，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存在？人在宇宙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我想这是每个人内心深处不由自主的问题。

　　记者：对火星的探测，也是“形而上”叩问的途径？

　　王德峰：真的发现火星上有生命存在痕迹，至少为人类寻找自己的位置提供了一个坐标、一种安慰———我们在这个冷漠的宇宙中，并非是孤独和毫无意义的存在。哲学意义上的叩问“人从哪里来”，科学无能为力。这里所指的“人”，已经不是一个“生物个体”的概念，而是能逾越感性获得超验的理性存在，能够以有限的心灵通达无限。不过，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显现，这个答案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永远的追问与更新。本报记者陈江尤莼洁郭泉真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