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岚报道

　　保钓·冯锦华·难掩兴奋

　　"冯锦华到厦门干什么去了？"记者看到0592这个陌生的区号时，不禁有些好奇。

　　"我们正在这里开会，但内容不便透露，将来会给关心我们的媒体朋友一个交待的"，冯锦华讲话略带神秘。

　　其实，记者早些时候已经获悉，2003年12月26日到28日，全球华人保钓志愿者将齐聚厦门，商讨未来"保钓大计"。

　　今年6月22日、10月7日两次出海保钓，志愿者们并没有受到阻拦，"更没想到一些官方媒体能对事件经过做详实的报道"。与此同时，在北京，同一个圈子的爱国青年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前的数次抗议活动也没有遇到太多的阻力，"去的次数多了以后，警察都逐渐对我们表示理解"。

　　当然，最令保钓志愿者们感到兴奋的，是他们在其它涉日问题上采取的行动，为中国政府在对日外交中增加了筹码。2003年9月29日下午12时30分，日本地方法院就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受害者首批对日诉讼，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日本政府败诉。"据日方律师讲，我们组织并递交到日本的百万网友签名在日本震动很大，对最终判决结果起到了很大作用"，冯锦华说。

　　8月，为推销新干线，日本国土交通相扇千景女士访华，她并没有见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铁道部的正职官员，只会见了两个部委的副部长。中方给她的答复是：京沪高铁不急于在日、法、德三家中做出选择。除了强调"专家正在做技术分析"，还特意指出"国内还存在议论"、"广泛听取国民意见后再做结论"。而这之前，反对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8万多个网友签名刚刚被递交至铁道部。

　　"但我们绝不是刻意去讨政府的喜欢，我们毕竟不是政府的执行部门"，冯锦华说，"参与到保卫钓鱼岛这样在和平时期保家卫国的事业当中，我们找到了一种大家一直在寻求的东西。"

　　作为保钓的积极参与者，冯锦华期待着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与政府之间更好的互动。"我们希望政府能通过各种可能的场合重申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其实就在冯锦华说这句话之前几天，以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刘振民为团长的中方代表团，在中日第十四次海洋法磋商中重申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原则立场。

　　细菌战索赔·王选·忧患消亡

　　尽管2003年的对日索赔获得了像"9·29"这样少有的胜利，但作为中国对日索赔的代表人物，王选的心情并不轻松："现在舆论方面的确是放开了，我记得就在去年，如果想要在网上征集上万个签名还是相当困难的，但现在上百万的签名都能征集到。不过，舆论并不能代替实际的操作。"

　　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总代表、作为曾28次代表中国受害者亲自出庭的王选来讲，她对实际操作中的困难有着切身的感受。除了要面对怎么才能让日本人认罪并作出赔偿承诺这个最大挑战以外，如何整合现在对日索赔的民间力量、如何开展受害者调查、如何能将庭审以外的支援工作做充分，都是令王选头疼的问题。

　　王选曾于今年8月份只身在美国搜集细菌战证据，当时给《国际先驱导报》追踪而至的记者留下的印象是：这位用生命来追踪日本在中国细菌战历史、被外国学者誉为"能让日本沉没"的女子显得那么孤单、那么疲惫，而当时王选给记者留下印象最深的两句话就是"今天我特别累"、"民间索赔单纯依靠民间绝对不行"(见本报2003年8月22日报道)。

　　将近半年之后，王选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现在需要政府支持的愿望更强烈了。"民间力量现在急需整合，而整合需要政策，到底对日索赔民间可不可以搞，可不可以明确它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

　　"不整合就会出现资源的冲突，你也募捐，我也募捐。明确了这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我们才能有自己的机构、自己的资金。"王选认为，整合的一条重要渠道就是成立专门的社会机构，"我也需要有归属感"。

　　记者第一次听到了王选谈到"报酬"两个字。

　　其实，与其说王选要争个名分，还不如承认一件本来就不属于一个人的事情，终究需要走到"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条解决渠道上来。

　　"一个人的精力会被慢慢地吞噬掉，效率也会变得非常非常低"，一位民族主义者告诉记者他对"王选现象"的忧虑，真不希望这位2002年被评为"感动中国的人物"，有朝一日会没有力气去感动中国。

　　"8·4"事件·苏向祥·冷处理与热望并存

　　"据我所知，外交部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当记者问起8月份向外交部处理化武办公室递交的反映有关方面在"8·4"事件处理中存在不足的报告是否有回音时(见本报2003年8月29日报道)，苏向祥律师告诉记者。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不是因为没有应对的经验，所以才会出现那些问题？"

　　"从1950年到1986年，当地一共发生过5起类似的毒气泄露事件，怎么能说当地有关部门没有经验呢？"

　　苏向祥在此后调查取证过程中最感头疼的四个字是：官僚主义。"我们到地方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时，时常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上边没有文件，我们不能给你看某某资料'。"

　　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我们现在对'8·4'这样的事件采用一种冷处理的态度"，苏向祥告诉记者，就这两天，受害人就可以根据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从齐齐哈尔市政府那里领到这次的处理费。至于"8·4"事件进一步的诉讼到底如何进行，还取决于领到钱后受害人的态度。"毕竟，我们的身份是律师，只有作为当事人的受害者本人向我们表示相应请求，我们才可能有所作为。"

　　但"8·4"事件获得政治层面的解决仍让苏向祥感觉深受鼓舞："不可否认，'8·4'事件在政治层面的解决主要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在中日三次磋商无果的情况下，谈判转移到了APEC会议召开的前一夜(10月19日)，"双方一直到凌晨零点才达成一致"，"可以从政治层面上，将最终达成的3亿日元处理费看作日方作出的补偿，但不是法律意义的。"

　　苏向祥认为，在这场中日交锋中，民间与政府进行了很好的配合。细心的苏向祥注意到，在围绕"8·4"事件如何解决进行中日磋商的过程中，日本共同社总是在"适当"的时候抛出解决"8·4"事件的日方方案，"这明显是在试探中国民众的声音"。

　　在10月1日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中，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就"8·4事件"的日本政府的应对一事强调，中国在缔结《日中共同声明》时已经放弃战争索赔权。"既然日方已经提起这个话题，我国政府应该借机回应"，苏所说的这个话题实际上牵扯到目前中日一系列诉讼的关键，在以往的诉讼中，日本往往抓住这一点作为不做赔偿的理由。

　　苏向祥建议，对中日联合声明当中的条款发生争议，中方应向日方提出照会，并就争议条款进行谈判，这是有国际法依据的。

　　"'5·15'和'9·29'说明民间已经在法律层面获得了突破，特别是明确了化学武器伤害事件不在中日联合声明管辖范围之内，到了政府在政治层面上寻求突破的时候了。政府应努力在'国家放弃赔偿是否意味着民间也放弃赔偿'这一问题在国内寻求共识，因为政府不做说明，学者们乃至普通百姓就可能对这一问题产生不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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