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观察特约评论员：马少华

　　果子狸的命运起起伏伏、翻来覆去，像是和人开玩笑——不，像是人在和果子狸开残酷的玩笑。就这么个动物，以前很少听过见过，它还是它，但是人的态度、政府的措施不到一年却换了两回。这令我们有些难堪--包括媒体和评论的参与者。我们中的许多人说过替果子狸抱屈的话，现在又不得不面对和接受它悲惨的命运，感觉上难以调整过来。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政府和科学家的责任。

　　这个事，我觉得不能埋怨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在规律上是充满争议和允许错误的，尽管与大多数我们并不关心的科学研究不同，对于与我们生命即刻安全紧密相关的科学研究，人们的要求可能更苛刻一些，但它仍然不能脱离这个规律，因为这个规律虽然是在人的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但它其实“不认得人”。科学家什么时候发现什么，都应该及时地、忠实地、负责任地说出他们的判断来，哪怕与上次说的完全不同，哪怕他们在特定情境中说出来的话，可能会对人或其他动物的命运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

　　而政府的行为呢？根据其对人民的责任，根据事情安全系数的大小，政府对科学研究不同的判断作出或强烈、迅速、明确或不那么强烈、迅速、明确的决定，也是正常的。一般来说，它倾向于把安全系统打得大一些，这是承担责任者的自然倾向。这是政府“自保”的倾向，其实也是人民“自保”的倾向。但是，在没有明确的、直接的危险信号的情况下，政府对市场经营和人民的口腹之欲，持宽容的态度，也是正当的选择。自去年5月23日深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香港大学联合发布“果子狸身上发现SARS样病毒”，果子狸成了过街老鼠，封存果子狸驯养场，某些地方果子狸被活埋。不久，对这个结论的质疑成为主流意见，8月国家林业局公布首批可以进行商业性经营利用的野生动物名单中就有果子狸。10月，遭禁5个月的果子狸，“合法地”重新回到广州人的餐桌。这可以看作是政府在安全压力不那么大的情况下对人民欲望的让步，这里面当然包括还有养殖者利益。其实这种欲望和利益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其实政府前后的根据都不太充足，都是根据科学研究探索进程中的信息--既未证明，也未证否，只是对这些信息的反应特别敏感罢了。据去年10月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钟南山当时明确不赞同果子狸重返餐桌，因为没有证据可以推翻果子狸不是SARS传染源的观点。现在看来，他说对了。

　　政府首先直接对人民的生命安全负责，而不是对果子狸的生命安全负责，也不是对人民对果子狸怀有的同情心负责，还不是对“动物福利”负责，以及对持“动物福利”观念的动物保护主义者负责。因此，广东省政府这次仅仅根据一个疑似SARS病例样本的S基因序列与一个果子狸携带的SARS冠状病毒的S基因序列的“高度同源”，就迅速采取灭杀措施，宁可错杀一万只，也不让非典再次成祸的态度十分明确。这个紧要的关头，行政权显现出它的专断与效率：不容讨论，不容思考，当然也不容全民投票。

　　果子狸可能有一天会被证明仍然是被冤杀的。可能即使杀了(不论冤是不冤)果子狸，非典仍然重来为祸。但这些都不是评价科学家责任的根据；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评价政府责任的根据——不能按照“枉杀一人”那样来认定责任。这不仅是因为政府对人和果子狸的责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是因为：最终认定这种责任的，是人，不是动物，也不是人中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当然，如果所有人都成了动物保护主义者，所有政府都成了动物保护主义的政府，那么在灭杀果子狸和认定枉杀之责的问题上确实会难办一些，但是前者不可能，后者更不可能。现实中要确定的是：科学家和政府，他们得到的信息是什么？他们是否做出了在这种信息条件下正确的选择？

　　从刚刚发布的信息看，一例(人)对一例(果子狸)SARS样病毒的“高度同源”，表面上仍然没有超出去年5月深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香港大学联合发布“果子狸身上发现SARS样病毒”的判断——这个判断因为是“孤证”被质疑过，被稀释过(稀释到许多其他可能作为病毒宿主的野生动物身上)，但它今天被另一项研究再次证明，增加了一次证明，等于又增加了一重可信性，况且是在基因序列层面上的证明，不仅是量的增加。加之去年非典已然成祸和如今尚未成祸的形势不同，对果子狸这一因素的重视程度自然不同。这是广东下决心正式灭杀的原因。

　　实际上，“宁可错杀一万”，是人类在防疫问题上对待动物的通则。为了防止疯牛病蔓延，世界上冤死了多少条牛啊；为了防止禽流感，韩国冤死了多少只鸡啊。从根本上说，这样的悲剧--如果可以说是悲剧的话，其实仍然在自然规律之中--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悲剧。那些在市场上养殖销售的一万只果子狸，不是弄来养着玩的，而就是弄来养着吃的，或者说就是弄来“灭杀”的。人们对他们本来就悲惨的命运熟视无睹，而对它们“疑似”之后的命运特别在意，这无非是因为两点：第一，防疫的灭杀损失了人们预期的福利--无论是口福还是利润之福。第二，人们对有强制性的政府行为比对无强制性的市场行为(也就是养殖和买卖)和个人行为(也就是吃)更为关注。

　　从任何一点来看，这次广东省政府行为的调整，都是在人的安全与人的欲望之间进行的调整，而和人与动物的关系无关，也与“动物福利”问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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