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31日中午12时许，长春机场热闹非凡，随着从北京飞来的班机徐徐降落，长春市第一位前往东帝汶维和的青年警官孙贤祥凯旋。

　　刚满29岁的孙贤祥为长春市宽城区人。1996年7月毕业于长春市公安干部学校，作为优秀学员的他，留校后即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深造4年。2000年7月，他大学毕业后，成为长春警校的一名青年教师。2002年3月，孙贤祥在中国维和民警培训中心接受了为期两个月的强化训练，4月底，他顺利通过了联合国派员组织的中国第5次维和警察甄选考试，取得了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身份。当年10月，他告别年迈的母亲和同为人民警察的年轻妻子远渡重洋，来到目前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东帝汶维和。

　　到达东帝汶后，他先是在该国西南部的SUAI地区从事了为期3个月的刑事侦查工作，其间，他和其他国家的维和民警一起破获了多起当地非常有影响的案件。后又被调到该地区中心局担任督导。负责监督、指导、帮助培训东帝汶本国新招募的警察。在工作期间，他充分利用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掌握的知识和经验，并结合当地法律制度，针对其警察队伍建设的现状，有计划地进行了民事诉讼程序、治安管理和查辑战术等警务基础知识和技能培训，受到地区司令官的高度赞扬，并荣获“联合国维和勋章”。

　　2003年5月末，孙贤祥通过帝力总部面试，并以地区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获得了地区技术顾问的职位。因其成绩突出，且具备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实干精神，于6月27日，被正式任命为AUAI地区的边防维和警察负责人，成为该国的“边防局长”。

　　吉林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的有关领导，以及孙贤祥的妻子王波等人到机场迎接。经历了一年零两个月维和工作的孙贤祥依然谦虚诚恳，说起话来更显得稳健和成熟。让我们随着他娓娓道来的讲述一起走近维和警察、走近东帝汶......

　　第一次处理大规模群体事件

　　“2003年2月，当地警察呼叫援助，在KAMENNASA村的学校里，两个村的村民为争夺学校的归属权发生冲突，共有近200人手持木棍和砍刀对峙。我和两名澳大利亚警察飞速驾车前往，到达现场后发现两群人已经走到一起，械斗一触即发。两名澳大利亚警察在学校门前停车后，便奋不顾身地向人群跑去，边跑边把警棍拿出来。在敬业这一点上，澳大利亚警察在任务区的表现让人佩服。我跟随着他们跑近人群，大声喊不要打架。可我们回身找当地警察和翻译时，却发现他们只是站在远处看，怎么办？

　　我拿着对讲机大声呼叫地区总部请求联系维和部队来支援，并和村民连手带脚地比划让他们坐下来谈判。这些知识都是在国内维和培训中心培训时学到的。几分钟后，4辆卡车载着泰国维和部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到达现场，局势很快便稳定下来。

　　第二天，经我提议，由我和两名澳大利亚警察组织、协调，两村代表举行了谈判，事情得到了解决。在这件事上，我的做法赢得了同事们的认同。他们说，中国警察是训练有素的。”

　　处置国庆日杀人案现场

　　“5月20日是东帝汶国庆日，当地警察巡逻时，在边境附近的山脚下发现一具女尸。死者16岁，为当地女性，是刺刀从胸口自上而下将腹部割开而毙命。死者满身是血，被一群苍蝇包围着，由于死者尸在野外，尸体的两个胳膊被野狗之类的动物啃得只剩骨头和手掌相连。距离死尸100厘米处，有一败涂地石子压着的字条，上面用当地话写着“今天是东帝汶国庆日，我们......”死者身份确认后，我安排当地警察对死者的亲属一一进行排查。发现死者的丈夫和公公失踪，死者的母亲哭喊着说，一定是死者的丈夫杀的人。5月22日，当地警察在死者丈夫的姐姐家中找到了死者的丈夫。经过突审，他当场便承认了杀人的犯罪事实，原因是他父亲不喜欢儿媳妇。他还交代，写在死者身旁的字条是为了嫁祸给亲印尼民兵。案件简单得很，可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在现场处理死尸的情景。尸体需要送帝力（DILI）做进一步尸检，我让当地警察把尸体装起来，几个当地警察围着尸体转了一会儿，却没人动手。我在国内没做过类似工作，但看到当地警察都看着我，就说“来啊，我们是警察。”自己俯身把两只没肉的胳膊放在死者胸前，抄起死尸放进尸袋。看见我动手了，几名当地警察也积极起来，之后抬尸体、运尸体都没再让我动手。我想说的是，在联合国维和警察已经转变为监督、教育、培训当地警察职能的今天，我完全可以在一旁边指导，但是，我想动动嘴巴指点，远不如身体力行地去做能起到教育培训的作用。”

　　亲手破获东帝汶第一大盗窃案件

　　“2003年11月23日，我休完假，回到苏艾（SUAI）。菲律宾同事向我报告，联合国东帝纹通讯部在我们边防站安装的6块价值40万美金的太阳能发电板于11月17日夜被盗。发电板为周围几个地区的电台天线提供电源。因此，这几个地区的很多频道彻底瘫痪，引起多方面的重视。菲律宾警察向帝力（DILI）维和警察总部写了一份报告，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当晚，我和中国警队的杨天宇同志一同分析案情，6块发电板重量上百公斤，犯罪分子转移赃物有困难，可能将它们藏匿在案发现场周围。第二天一大早，我和杨天宇同志带着被盗物品的照片，开车直奔边防站（JP-ECHO）。它位于海拔1100米左右的山上，下辖40多公里的边境。2003年5月和6月，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整整两个月，对路况、地形、居民分布情况和站内的20多名当地警察都十分熟悉。边防站办公点相当简陋，原先是烧得只剩四壁的破房子，这里的居民帮忙给加了个房盖，但却一直没门没窗，每到夜晚，山风狂啸，气温骤降。为了和当地警察消除距离，我和他们住在一起，组织和参与他们的没一次巡逻，每晚8晚准时主持开例会。工作之余，我和他们一起踢足球，还用公安部配发的药品给他们治病，关心和鼓励他们做好工作。所以，我这次来，受到极大的支持。20多个当地警察带着照片全部下到没一个边境村里去搜集信息、寻找赃物。11月26日晨，一村民到边防站报告，在他放牛的山脚下的草丛中发现了情报人员向他展示的太阳能发电板。当我把6块完好无损的发电板用车运到联合国苏艾（SUAI）地区固定资产管理部时，来自斐济、身高1.90米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激动得把我抱了起来。”作者：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