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犯罪或罪行轻重难以确证的情况。“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法“有利被告人”思想的体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诉讼过程中，先推定被告人无罪；要证明其犯罪，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否则要按有利于被告人的结果来处理。具体到疑罪，则应作出无罪判决。

　　2003年，北京市法院对因不构成犯罪和证据不足的23名被告人宣判无罪，是近年来最多的。法学界人士提出，“疑罪从无”的理念正在逐渐被人们接受，无罪判决在以后的司法审判中会越来越多。

　　数据宣判无罪去年激增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明在去年年底介绍，自2003年以来，北京市法院经过严格核对事实、证据，已对因不构成犯罪和证据不足的23名被告人宣判无罪，其中13人为公诉案件，10人为自诉案件。在起诉到法院的刑事案件中，因证据不足，经过法院同公诉机关交换意见，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137件，自诉人撤回起诉的72件。而在这一信息公布后，又有几起受媒体关注的大案涉案当事人被法院宣告无罪。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说，贯彻“疑罪从无”理念，对有“疑点”的案件作出无罪宣告，这是近年来最多的一年，随着这一司法理念的深入，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司法审判中会越来越多。

　　案例杀妻疑犯无罪释放

　　北京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大禹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燕生律师对“疑罪从无”的感触很深，她去年代理了三起刑事诉讼案，其中有两人被宣告无罪，一人被定罪免刑。

　　张燕生代理了一起“丈夫杀妻案”，此案结局颇似当年“辛普森案”。当事人被指控杀死妻子，侦查机关认定其在家杀死妻子，肩扛尸体翻越小区铁栅栏，抛尸于荒地中。案发后，许多媒体包括当事人的一些朋友也认为当事人可能就是凶手。

　　张燕生说，不能说谁“像罪犯”“可能是罪犯”，他就是罪犯。张燕生对此案证据提出了许多质疑：小区铁栅栏最起码有一米五左右，当事人不可能扛尸体越过；死者下身被焚烧严重炭化，不可能是抛尸地野火所致；死者尸体左额顶部有一处皮下出血成因不明。侦查机关认定的事实，必须有严密的证据链支持，如果证据链有漏洞，就不能给当事人定罪。此案经过漫长的审理，法院最终认为因无据以定罪的充分证据，此案最终从死缓改判为无罪。

　　意义法律秩序得以保护为何要“疑罪从无”？

　　张燕生介绍，这里有一个利益权衡问题。“疑罪从无”，可能放纵犯罪，但可确保无辜的人不受损害；而“疑罪从有”，可能冤枉无辜，且不能确保准确地惩罚真正的犯罪人。从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全的角度看，犯罪本身已造成对社会法律秩序的侵害，在难以确定真正犯罪人的情况下，对被追诉人认定有罪，一旦冤枉无辜，便是对法律秩序的再次破坏。由于这种破坏是行使司法权造成的，它给受害人及公众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具体案件“从有”处理达到对具体犯罪人惩罚所追求的利益。另外，“疑罪从无”可以要求司法机关，特别是侦查机关在执行职务时更加严谨，尊重人权与法律。如果侦查机关在此后发现了新的证据，还可以再将被无罪宣告的嫌疑人送上法庭。

　　难题“错案追究”受到挑战

　　虽然“疑罪从无”正逐渐在司法机关的实践中得到贯彻，但是，由于一些内部制度的规定，使得法官在做出一个“无罪判决”前要有很大的勇气。

　　市高院一位负责人在清理超期羁押对多起疑案作无罪宣判后坦言，法院在对疑案作出无罪判决时有很大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但是要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从法律上来讲的确是证据不足。也有人认为，法院宣告存疑案件无罪，就是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者前一审法院工作的否定，这也是“疑罪从无”观念难以贯彻的一个原因。

　　有过法官经历的张燕生律师认为，现在司法机关中存在的“错案追究制”也使得司法人员在实践中不敢放开手脚落实“疑罪从无”。一起案件，如果法院宣告无罪，对案件的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而言，就是错案；一审定了罪，二审宣判无罪，对一审法官而言，也就是错案。错案对司法人员而言，就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晋升及工作考评。因此，法官在存疑案件审理时，为防止犯错，就可能会采取“疑罪从有”或者“疑罪从轻”。张燕生认为，“错案追究”要谨慎适用，这样才能保证审判人员面对“疑罪”时敢于作出“无罪判决”。

　　趋势“疑罪从无”越来越多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提出：“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同时，对于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不能收集足够证据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终止诉讼程序，宣告被告人无罪。这是法律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具体措施，更是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办案的必须要求。”

　　张燕生说，这么简单的一这句话，却使“疑罪从无”的观念得到深入和实践，她认为，“疑罪从无”离我们不遥远，法院对疑罪作出无罪的判决会越来越多。（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