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近年来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一把手”因腐败落马。虽然他们受到了应有惩处，但留给人们一个长长的问号：如何加强和完善党内监督？

　　腐败现象发人深省

　　翻阅沈阳“慕马”腐败大案的名册，有心人会发现，涉案人员中有17人是党政部门“一把手”，且无一不来自“要害”部门：从法院到检察院，从建委、财政局、土地规划局到国资局、国税局，再到烟草专卖局、物价局等，不一而足。

　　透过厚厚的卷宗，这些“一把手”腐败的特征跃然而出：

　　———党政大权一把抓，财务审批一支笔。

　　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的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自称是“党内个体户”，市委常委会他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政府年度计划、财政收支情况、城建计划等，他不在市委常委会上作详细报告，工作部署模糊不清。重大项目以及大块土地批租，都由他个人自作主张，土地出让金说免就免。

　　———肆无忌惮地任用亲信，干部任免“一锤定音”。

　　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19年有期徒刑的原沈阳市物价局局长王秀珍，既是局长，又是党组书记，财务收支她“一支笔”审批，干部任免、人员调入、工程招标等更是她一人说了算。一次，王秀珍决定让一名转业干部进物价局，直到办手续时，她才告诉班子其他成员。

　　———大肆收受贿赂，利用权力帮助他人招揽工程或干预基建项目。

　　鞍山一名叫周伟的干部向慕绥新行贿后，慕便力主举荐他到沈阳任烟草局副局长、局长。在要求省烟草局吸收周当党组成员遭拒绝时，慕狂妄地表示：不给这个职务就不交税。仅此一项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高达上亿元。

　　这些“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受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不送则办不成事”的怪圈。

　　权力监督的“软肋”

　　监督必须以权力、权威为后盾，否则对权力监督就是一句空话。而班子成员、下级和党员群众拥有的权力和权威不足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一些副职干部习惯于“一把手”拍板，真有意见也不敢提，一怕伤了和气，二怕对自己前途不利。原本行使监督职能的“要害部门”如纪律检查部门、人事组织部门的领导人，大多由“一把手”提拔任用，不听话的就“调动”，“要害部门”很快“清一色”地与“一把手”绝对保持一致。

　　一些党建专家认为，当前对“一把手”权力监督上严重缺位，对他们是“管得着的不了解，了解的管不着”，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受客观条件影响难度较大，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又无法监督，人大监督则隔着一层皮，群众监督更是无能为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丽曼认为，党内监督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为：监督机制不顺畅，纪委权力来源、依附于同级党委，很难履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监督重点不明确，多为对下级监督，没有形成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监督机制；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不能坚持，没有形成有效的上下结合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

　　从机制上防范权力滥用

　　这些年，监督机关的力量在逐步增加，中央及地方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督措施，如民主生活会制度、述廉评廉考廉制度、纪委负责人同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制度、诫勉谈话制度、巡视制度、政务公开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

　　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一把手”能否善用公共权力，实施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直接影响到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专家们指出，有效遏制各种权力腐败现象的发生，急需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管理，建立强有力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

　　中央党校祝彦博士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切实实行“党内民主”。在党内引入竞争机制，党组织在推荐任命干部前，要在党内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产生推荐名单，并可进行差额选举。有关党建专家说，沈阳市17个“一把手”犯罪案件再一次警示人们，在我们党内没有特殊的党员，每一个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都要主动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绝不允许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专家们建议，上级党政部门不能仅注重考核“一把手”的政绩，更要考核“一把手”是否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和廉洁自律。要建立同级班子成员对“一把手”监督的机制和手段，真正解决监督流于形式的问题。要按照权力制约原则，对政府各部门“一把手”的权力进行科学的细化和分解，尤其对司法、工商、税务、物价等要害部门，要建立有效的内部制约和约束机制。新华社记者姜敏陈芳李斌（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