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

　　心理学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休戚相关，哲学的每一次新发展都对心理学产生深刻的影响。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第一次是从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转向近代的认识论哲学，第二次是从近代的认识论哲学转向20世纪的语言学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促成了西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繁荣，从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则成为反思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一次契机。

　　古希腊哲学属于本体论哲学。哲学家试图找到纷繁复杂世界背后的恒定本质。他们提问的话语方式是：“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进入近代以后，哲学研究的主题变成了认识论。哲学家开始反思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提问的话语方式转换为：“我们的认识何以可能？”从20世纪开始，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语言的意义问题取代了认识论的问题。语言学转向之后，话语的形态、话语的表达方式以及话语的结构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而成为中心话语。人们更加注重意义的建构方式以及意义的获得方式。

　　语言的本质是对话与交流。语言学转向之后，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理念，这就是从独白到对话，从本质论到建构论。心理学的问题隐含在各种话语之中，语言学的转向也促使心理学研究从独白到对话，从本质论到建构论。从独白到对话

　　语言有两种形态：独白与对话。独白是一种旁若无人的自言自语，对话则是谈话双方的互动式交流。两种不同的语言形态蕴含了两种心理学研究模式，即独白的心理学与对话的心理学。长期以来，心理学研究处于独白之中，具体表现为两种独白的话语形态，即“我”的心理学与“你”的心理学。在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我”与“你”的关系。科学主义心理学中的“我”、“你”是分裂的两极，分别处于话语的独白状态，分别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这种割裂的关系肇始于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

　　古希腊，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家很好地体现了“我与你”的对话关系，苏格拉底从不以“我”的口吻对“你”进行“教诲”，而是在与对方的对话中探索真理，后人称之为“精神催产术”。这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被西方近现代理性哲学打破，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将“人类的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开始用理性的名义解释世界；到了康德那里，理性开始为自然界立法；黑格尔则将理性哲学推到了极至，理性已经成为科学的代名词。而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成为理性的化身，成为“我”的代名词，成为科学的代名词。因此，在科学的领域中，到处充斥着“我”的意志，替代了作为常人的“你”。心理学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话语形态，其研究也由此分裂为两种存在水平：“我”的心理学——专家水平，“你”的心理学——常识水平。心理学家属于一个话语共同体，在面对心理现象与心理生活的时候，心理学家充当了“我们”，以理性的名义剥夺了“你们”（大众或现实）的心理生活体验，用“我们”的理性法则替代了“你们”的真实生活，用心理学家的话语替代了大众的话语。

　　“我”的心理学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奉行“合理性原则”，追求普遍性的认识，试图把握人类心理行为的普遍规律。由于过度追求科学性，导致了方法中心主义，研究方法成为研究的核心，研究对象的选择取舍的最终标准是研究方法，凡是研究方法不能解决的，就不列入研究范畴。因此也就出现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S——R”模型，将人等同于机器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结论并不荒谬，因为这是科学主义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逻辑必然。“我”的心理学用合理性取代了“你”的（大众的）合情性。用简单抽样的方法，在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下，模拟一些简单的生活场景，从而得出关于现实生活的所谓结论。现实生活已经被心理学专家抽象为若干理论知识，专家沉醉在抽象的理论中，而此时“你”的心理学被指称为不科学的，不具有普遍解释效力。这样就导致，一方面，心理学专家的理论虽然合乎“理”但却无法面对现实；另一方面，大众虽然对心理学理论一窍不通，但却能非常娴熟地处理现实生活问题。事实上，大众已经掌握了有关日常生活中的一套观念，在习俗中获得了日常心理原则，这些原则具有极大的现实性。但是，心理学专家习惯地将这些日常经验称之为“外行的看法”，简单地否定了常识，最终导致了专家心理学与常识心理学的割裂，科学性与现实性的割裂。

　　实际上，科学与常识并不是完全割裂的。科学是常识的继续，常识判断构成了生活，知识判断解释了生活，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应当将两种独白话语形态的心理学整合为“我与你”对话的心理学。在认识论上，“我与你”的心理学必须打破笛卡尔的“镜像隐喻”，应当将研究中“人——物”的话语关系模式移换为“人——人”的话语关系模式，强调研究中双方的参与性、互动性以及平等性。在本体论上，“我与你”的心理学将现实生活与心理行为结合起来，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与结合。从“我”、“你”的两极到“我与你”的中介，弱化日常生活与心理科学的边界，突出现实性。在方法论上，“我与你”的心理学追求一种“合情合理”的心理学。将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结合起来，将个案研究与抽样研究结合起来，把民众的常识与专家的知识结合起来，把生活经验线索与理性逻辑线索结合起来。只有在公共领域中进行专家与民众的交流，常识与知识的对话，才能保持心理学研究的合情合理。从本质论到建构论

　　在语言学转向的早期，人们更多地是从本质论的角度关注语言本身的意义，语义学成为早期的主流话语。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语言是流动的，单纯考虑语言固有的意义是缺乏现实性的。语言的意义还具有极大的建构性和情境性，同样的话语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意义各异。因此，语用学以及情境语义学应运而生了，它们更多地关注语言的情境性与建构性，这也促使心理学研究更多地考量心理生活的历史性与建构性。

　　在传统的心理学研究中，本质论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具体表现为本质论的文化观和本质论的心理观。本质论的文化观认为，尽管不同的文化在形态上各异，但是具有超越文化形态的普遍性。心理学家的任务就是探寻隐藏在复杂文化形态背后的文化本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行为。“价值中立”的原则成为本质论文化观的中心话语，20世纪的欧美心理学家正是沿着这样的中心话语展开的。他们雄心勃勃，试图为人类构建一幅巨大的心理文化画面，建立超越一切世俗的揭示本质性的解释法则。把建立在欧美文化传统之上的心理学理论无限制地输送到亚洲、非洲等地，造成了后来的“文化帝国主义”。新兴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在初期也受到本质论的影响，将文化视为静止的实体，刻意强化了文化的疆界。这是非此即彼的二分式思维。

　　本质论的文化观影响了心理观。本质论的心理观奉行自然科学的实体原则，认为在所有的心理行为之后存在着一个“心理”实体。这个“心理”实体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心理学的研究任务就是把握这种普遍性，以期对人的心理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进而作出预测及控制。本质论心理学提问的典型话语方式是：“人何以如此”、“人格是什么”、“心理健康是什么”等等。这样的问题隐含着一条原则，那就是割舍现实的本质论诉求。这里的“人”是一个实体，是被抽空了所有现实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这里的“人格”是一个实体，是超越了历史性与情境性的抽象人格；这里的“心理健康”也是一个实体，是超越了文化、社会、风俗等的抽象定义。本质论的心理学试图通过对实体的研究得到关于现实的普遍性理解，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做法，最后造成了本质论的抽象化研究。

　　而建构论的文化观则认为，文化不是一个静止的实体，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个体与文化互动的结果。文化是流动的，对文化的理解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在文化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与外来文化相互融合是一种重要的形式，文化的融合是通过不同文化间的互动来完成的。实际上，今天的世界已经成为公共领域，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这个公共领域进行对话和交往。在对话与交往的建构过程中，本土文化无论在处延还是内涵方面都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文化的现实性愈加突出了。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个体在文化中的诠释能力，个体的诠释能力是文化阐释的基础，有什么样的个体就有什么样的文化诠释。个体是开放与流动的，文化也是开放和流动的。文化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也使心理生活具有了片断性与情境性的特点。

　　建构论的心理观打破了实体原则的局限，从实体性转向现实性，从共时性转向情境性。建构论的心理观反对自然科学的狭隘理性主义在心理学中的滥用，反对标本式的研究，主张整体性原则。在整体性原则指导下，反对共时性的话语形态，而更多地考虑心理生活的场景性，认为心理生活是一种现实的建构。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心理生活，不同的历史形态构建了不同的心理生活，不同的个体也对心理生活作出了不同的阐释。与传统的话语方式不同，建构论心理学提问的话语方式是这样的：“这些人何以如此”，“这个人此时的人格特点是什么”，“此时此地的心理健康标准是什么”等等。在这里，“人”被具体化了，被赋予了现实性，不再是抽象的实体；“人格”被赋予了情境性和片断性，更加真实。建构论的人格理论反对本质论的人格实体，用流动的“身份”代替了静止的“人格”，用个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代替了超越个体之上的本质性；用现实的、具体的“心理健康理解”代替了抽象的“心理健康标准”。建构论的心理学更注重对片段的描述和理解，正是这些真实的场景片段构成了整个心理生活。近几年，社会建构主义的人格观、现象学的描述方法以及非科学心理学的兴起，正是体现了建构论的思想。

　　总之，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理念。语言学转向给心理学研究最大的启示就是要凸现研究的现实性与真实性，变抽象研究为现实研究；变静止研究为动态研究；变封闭研究为开放研究；变单向度研究为整体研究。只有这样，心理学才能真正树立起在社会文化和心理生活中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