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一把手”所在单位都有一整套规章制度，但往往是“贴在墙上，说在嘴上，做做样子，搞搞形式”。

　　沈阳市物价局将各种规章制度汇编成《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和《沈阳市物价局管理制度》，人手一份。然而这些制度只能约束副局长以下的干部，惟独约束不了原“一把手”王秀珍。物价局的干部说：“各项规章制度对王秀珍仅是一纸空文。”

　　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一些副职干部习惯于“一把手”拍板，真有意见也不敢提，一怕伤了和气，二怕打击报复对自己前途不利。原本行使监督职能的一些“要害部门”如纪律监察部门、人事组织部门的领导人，大多由“一把手”提拔任用，不听话的就频繁“调动”，“要害部门”很快“清一色”地与“一把手”绝对保持一致。

　　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一些“一把手”以非法手段对付群众监督。沈阳市原物价局局长王秀珍为逃避监督和打击报复监督她的人，竟在局办公室和电梯间里安上窃听器和隐蔽式摄像头。

　　“官官相护”也成为“一把手”腐败的重要温床。沈阳市原国资局局长郭久嗣贪污受贿，长期包养情妇，为博情人欢笑竟一掷千金，群众早有举报。为掩盖其罪行，原市长慕绥新让其“心腹”———原市政府秘书长董镇广分管监察局，使郭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查处。

　　一些党建专家认为，当前对“一把手”权力监督上严重缺位，对他们是“管得着的不了解，了解的管不着”，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受客观条件影响难度较大，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又无法监督，人大监督则隔着一层皮，群众监督更是无能为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丽曼认为，党内监督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为：监督机制不顺畅，纪委权力来源、依附于同级党委，很难履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监督重点不明确，多为对下级监督，没有形成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监督机制；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不能坚持，没有形成有效的上下结合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