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专家谈如何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06日18:40 解放军报

　　程亚文　本报记者　张国育

　　我们正看到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也看到了世界军事领域正在发生的惊人变化。一场你追我赶的世界新军事变革，自发端之时便势头强劲。美国领风潮之先，更借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之机，充分检验军事变革成果，无论是武器体系还是作战方式、保障方法，都迥然有别于以往，传统作战理念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大概再没有哪一段历史岁月，会像今天这样，

使人切身感受到军事变革的逼迫。加速完成战略转型，成为世界军事大国军队建设的首选目标。

　　军委江主席提出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任务后，理论界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探讨。为了从更宽的视野和更新的视角，对谈之已久的军事变革做出新解读，我们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特邀专家学者就如何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献计献策，或许能给人以新的启迪。———编者

　　时代发展呈现的崭新特征，从根本上影响着世界新军事变革。为什么持续数年的新军事变革至今速度不减？更深层的战略动因是什么？把握时代才能把握变革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世界各国都在追赶新军事变革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由美国所带动的。但从历史上看，19世纪的霸权国家英国和20世纪前半期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都没有把自己所拥有的科技与经济实力，用于军事发展，反而落在德国与日本的后面。众所周知，19世纪的军事变革主要发生在普鲁士德国，而且两次世界大战也由它发起。那么，冷战后，在已经没有国家有能力向美国发出挑战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个甚至比罗马帝国还要强大的国家，反而率先进行新军事变革、频频发动战争呢？

　　原因在于世界已经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已经从生产过剩型经济转为生产不足型经济，资本运动的主体已经从物质产品生产转移到虚拟产品生产，并把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然后以虚拟产品与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物质产品相交换，导致资本从物质生产领域脱离出来。由于物质生产外移，国内不足以提供物质供求，因此，想要独占世界物质产品的帝国必须拥有货币霸权。货币霸权以往都是产生于物质生产的霸权，但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以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相继失去物质产品生产的统治地位，经济增长的因素已不能保证货币自由流动，要想继续维持货币霸权，就只能靠军事霸权来支撑。那么，就不能不谋求以经常性的军事变革保持军事强力，随时准备战争。

　　虚拟资本主义时代，战争形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战争目的从调节物质产品流向转为调节国际资本流向；战争对象从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国家，转为与直接利益敌人的安全形势关系密切的国家；战争形式由过去搞突然袭击转为时空“透明化”；战争的规模则趋向于小型化。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谈论军事变革离不开对时代的考察。资本主义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商业资本过渡到了产业资本，现在又形成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整个时代在某些重要方面，与以往相比已有很多不同，和平与发展正在受到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新殖民主义时代，其主要特征是产业资本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在某些时候会有利于人类安宁，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对此列宁早就做过正确判断。但这一现象目前有了新发展，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转折点，一方面金融、资本的流动在变化，另一方面又离不开实物经济，这两个因素相互纠缠在一起。此前，金融经济与实物经济总体上讲还算协调，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的实物经济相互关联。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给第三世界带来很多严重问题，非洲、南美产生了不少“失败国家”，实物经济开始对虚拟经济产生抵触，这又影响了国际资本的循环。虚拟经济因此要对实物经济进行重构，它在军事上的表现，就是美国要用军事霸权维护其金融霸权，保障其在世界的统治地位。

　　从这个视角来看，军事变革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高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动因，但从根本上讲还是国家战略的需要，技术动因和战略动因加在一起，使军事变革必然发生，不可逆转。时代变化给军事变革赋予新内涵。中国的国防建设是防御性的，推进军事变革是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保证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一旦出现侵犯我利益、分裂我领土的情况，我们在军事上有制约能力，这是与西方的根本区别。

　　王宝付（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列宁曾说过，“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时代在变，世界各国都在重新认识新一轮军事变革。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后，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等进行军事变革的紧迫感都很强，而且都有不少实际动作。如欧盟提出建立欧洲“集体能力核心”、组成欧洲快速反应力量、成立多国行动司令部；俄罗斯强调要尽快缩小与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重?惴⒄拐觳臁⒐芾砗屯ㄐ畔低橙谖惶宓?高精度武器；美国更是引领潮流，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要推进以高科技化为基础的军事变革，最近，又在大张旗鼓地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其新的军事战略将改变以往的“静态防御”态势，转而强调以“能力”为基础，提高机动性，以便灵活应付各种威胁。面对世界军事变革加快的趋势，我们怎么办？必须做军事变革的弄潮儿，否则“落后就要挨打”，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主动权就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时机看，后发者本已处于劣势，模仿成为后发者的通常选择。但是，靠一味模仿而成功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如何化“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在“后发”中寻找跨越先机

　　楼海强（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欠发达国家在实力对比上处于劣势，但如果发展路径选择正确，就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反之，劣势会更大。经济学上有个“后发劣势”理论，讲的是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比如通过技术模仿，取得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成就。但是，模仿有技术模仿和机制模仿两种形式，落后国家简单地用技术模仿取代机制模仿，虽然在短期内有成效，但会给长远发展留下隐患，最终导致失败，这就是后发者面临的“技术陷阱”。19世纪的法国、当前的南美，就是例子。

　　我们推进军事变革同样有如何变“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的问题，尤其应注意防止落入模仿“陷阱”。以习惯上讲，我们容易把眼睛盯在武器装备等硬件上，这当然重要，但还有机制创新的问题，有时，软件创新恐怕更重要。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引进了不少西方技术，战舰都是买来的，不比日本落后，但在军队组织结构和军事体制上没有创新，而日本不仅学习了西方技术，还学习了西方的现代化军事体制，这才是双方实质性的差别。军事较量比的是综合能力，解决了技术和机制两方面的问题，才能把后发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张文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这是一个如何扬弃“后发劣势”的问题，其题中应有之义是实现“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不单是愿望，而是势所必然，是中国的国情与未来的安全需求决定的。对后发国家来说，“跨越式发展”客观上是可能的，历史已经提供了许多佐证。关键问题是使决策更科学，弄清楚哪些可以超越，哪些不可以超越，在此前提下思考如何跨越“后发劣势”，获得发展先机。俄罗斯过去几年的军事改革并不成功，是路径没有选择好，与其经济改革一样，大操大办，没有实效。最近中国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就非常有启示，中国走了一条自己的路，完成了跨越。

　　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接受历史教训，发挥优势，弥补劣势。举例来说，中国海军建设起步早但发展慢，这既有劣势也有优势，正如当年中国没有力量参与美苏“确保相互摧毁”核战略的竞争，也就省去了后来大规模削减核武器的负担一样，中国海军由于其相对落后，却使它拥有开发新领域的“后发优势”。现在，发达国家依托外空信息技术拉大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距离，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缩小差距。是沿着外国人制定的“路径”与其展开全面的外空竞赛？还是反其道而行之，将有限的国防资源优先用于自己有优势的领域？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实行的是积极防御军事战略，跨越式发展的目标要有利于实现国家统一，确保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实现。

　　明天的战争，“被设计”特征将日益明显，按理论设计打仗会成为今后战争的经常性选择吗？如何发挥理论的主动性、超前性去设计未来？围绕军事斗争准备设计未来

　　邓晓宝（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与战略研究部）：军事变革的重中之重是理论创新，没有理论上的突破，就不会有军事斗争准备实践的突破。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在理论上有大突破的时间段，从纵的历史流程来看，有几次大的理论革命对我军建设影响深远，如建国后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目前，我们正迎来新的理论发展浪潮，其标志是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确立，它是在世界新军事变革、中国社会转型以及中国国家安全需求变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军事斗争准备的实践已经到了这一步，要进行变革，要在理论上有突破。在向一个新的门槛迈进时，必须敏锐地把握理论突破的时机。

　　与以往相比，军事理论的设计性更强，理论不再是单纯跟在实践之后进行总结，而是把从实践中来的理论用于未来设计，指导下一步的实践。设计就意味着超前，在国外，理论的超前度大大前移，甚至要对今后至少20年的发展进行规划，真正的较量已经开始，是头脑的较量。我们首先要在基础理论上有大的突破，敢于提出新概念，这很难，可一旦新概念提出来，就会迅速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前几年对战略文化、地缘战略的研究，起的作用非常好。其次，要扭转“单打独斗”、“个体行为”的局面，将理论创?卤涑勺橹孕形⒒印凹啪钡?优势。再次，要注意发展军事应用理论，如军事斗争准备理论、军事改革理论、非战争行动理论等，这些都是直接管用的东西，可以有效弥补抽象理论和具体计划之间的薄弱环节。

　　赵磊（总参办公厅）：剧烈的变革时期，理论创新的空间大，关注点多，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仅仅靠新话语、新表述不足以形成真正的理论突破。如果把功夫下在“外包装”上，非常要不得。到底怎么来衡量理论的突破性呢？至少看三点：其一，从更新观念到创新观念。两者一字之差，内涵有别，前者强调继承性，后者强调原创性，这两个方面虽然都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原创性，原创意味着质的飞跃。其二，从解析战争到设计战争。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我们以往不太强调军事理论的设计性，可是看看近期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往往是先有设计，后有战争，越是最近的战争，越带有明显的“被设计”痕迹。未来，按理论设计来打仗甚至可能成为定势。其三，从临机应变到超前制变。等到冲突发生了再去临机应变，总难免会有绌漏。若对未来事态有预见，“知者见于未萌”，走在“变化”的前面提前控制，那么，任你千变万化，我都有化解制胜之法。

　　常文（海军司令部）：理论创新要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进行，它既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核心内容，也是军事斗争准备的聚焦点，围绕这个中心，理论研究一定会发现足够的新空间。这里，一个关键问题是确立信息化思维。有什么样的战略思维就有什么样的战略决策。我军建设已经对信息化表现出强烈需求，依托信息化平台推进军事变革成为全军共识。在信息化建设起步阶段，比具体计划、规划更要紧的是转换思维方式，即从机械化思维向信息化思维转变。信息化思维是思维革命的结果，也是理论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完成了思维革命才可能完成行为革命。只有以信息化思维作支撑，才能帮助我们建立起具有我军特色的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化作战的理论，并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举例来说，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作战实验、作战模拟、作战仿真异军突起，过去的实验、模拟、仿真，往往局限于单枪、单炮、单个作战平台，是一种纯技术层面的操作。而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对整个作战过程、对整个战争进程的仿真，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几个战场都经过实验仿真，大大超出了纯技术层面，开始向思维、理论仿真的层面过渡。由仿真武器技术到仿真战争进程，是理论思维的重大突破。试想，如果没有建立信息化思维，而依然以机械化思维设计未来战争，依然围绕“火力加机动力”筹划军队建设，那么，纵使有再高超的技术手段，对未来战争的设计能符合信息化战争的规律吗？对作战过程的仿真能真实反映未来战场的真面貌吗？

　　有人说，“一流军队设计战争，二流军队应付战争，三流军队尾随战争”。设计未来首先需要丰富的战略想像力，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论证、实验、仿真，使未来设计更清晰。未来战争首先在实验室里打起来，而实验室的可信度又决定于信息化思维的成熟度。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防需求也随之增大。国防经费投入是满足国防需求的惟一途径吗？如何实现国防需求与国防资源的相互协调？走出国防资源短缺的困惑

　　封伟书（总装综合计划部）：从根本上讲，国防需求推动军事变革，但能不能实现变革，还要看有没有相应的国家资源作支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难的是在国防需求与国防资源之间找到平衡点。我们承认国富是兵强的前提，没有国富就没有兵强。问题是在追求国富的同时，能不能追求兵强，使两者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历史告诉我们：国富不等于兵强。1840年前的满清王朝，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结果怎样？海湾战争前的科威特纵然富得流油，不也险些在一夜之间被抹去？国富离开了兵强，终究是海滩上的城堡，没有根基。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国防建设是一个长期积累、持续渐进的过程。从装备到训练都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面貌。现代国防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对国防投入提出更高要求，小到一件武器，大到一个系统的升级换代，都要求人才素质、经费标准、科技含量、工艺水平等建立在一个高起点上。军事效能呈指数上升，必然使军事投入增大。美国人不承认有和平时期，认为和平时期就是两场战争之间的准备时期，从这个角度看，和平时期维持一定的国防投入和军工生产过剩是必要的。国防投入并不只有增加国防经费一条途径，在国家科技与制度创新中考虑国防需求、对所需要的军事能力进行评估并适时转型、创造有利的法律空间和舆论氛围、运用新手段提高军费使用效益、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等等，都是国防投入的构成。

　　王淑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对国防与经济的关系人们常常有一个误解，以为前者全部是消耗性的，不存在“溢出”效应，产生不了经济利益。其实，在一定条件下，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西方有一项数据统计，85%的现代军事核心技术同时也是民用关键技术，80%以上的民用关键技术可以直接运用于军事目的。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虽然耗资250亿美元，但美国宇航局将宇航技术中的材料、能源以及通信、控制等技术向民用项目转移，至少获得了520亿美元的利润；美国“星球大战”计划虽然未获成功，却成为许多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催化剂；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在加速社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促进了军队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前些年，我国以军民合建的方式，完成了光纤工程的基础建设，在增强社会信息基础的同时，也使军队的通信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创新体系及运行机制，是世界主要国家共同的政策取向。从历史经验上看，军民技术结合得好，则国家兴；军民技术分离，则国家衰。美国十分重视形成一种机制，将其国防科技研究成果迅速、大量地向民用领域转移和扩散，反观前苏联，尽管规模庞大但却独立于工业之外的国防体系，使军民两用技术长期分离，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我国必须重视科技体制中的军民结合问题，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改革思路，改革国防科研体制，避免国防投入的重复浪费现象。同时，应加快国防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步伐，这是国防科技战略的重大问题。“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大大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倘若再把航天技术转化为国防力、战斗力，价值就更大了。有人把发达国家科技进步的模式归纳为三种：美国是有科学又有技术；英国是崇尚科学无技术，属于经院式科研；日本是有技术无科学，善于模仿。我国国防科研体制改革应从中得到借鉴。

　　理论创新的最大价值在于带动实践创新。实践的发展日新月异，创新成果怎样从学术的殿堂走到实践中去，尽早进入决策并迅速化为行动？让触角伸向实践最前沿

　　王雪平（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军事变革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在实践上迈开新步伐，既要看是否适应未来的军事斗争需要，又要看能否为我军现阶段的实际所接受。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这个“实际”主要是指部队建设的现状，包括武器装备水平、官兵素质、军队组织指挥结构等。推进军事变革实践，首先要考虑变革的内容如何与客观存在“嫁接”。

　　信息化是以机械化为基础的，我军建设既要以信息化为牵引，又要靠机械化来推动，通过两者的互动形成合力才能加快变革步伐。就目前阶段来看，我们还不能忽视机械化建设水平的提升，我军的整体建设水平尚未实现机械化，而是机械化与半机械化、摩托化相交叉，也没有经历多少完整意义上的机械化战争的实践。在未来一个历史阶段，我军实现机械化的任务依然很重。但这种机械化不再像以往那样，以打赢机械化战争为目标规划客观建设，同样是机械化，却赋予了信息化内涵。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以信息化牵引机械化、带动机械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创造在于找到信息化带动机械化的牵引点，形成牵引力。

　　章庆（南京军区装备部）：理论不能跟着别人跑，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实际，每支军队有每支军队的实际。别忘记，有战略机遇，也有战略迷雾、战略误导甚至战略欺骗，我军变革一定要有自主性，头脑清醒，防止别有用心的人用一些所谓的新理念牵着我们的鼻子跑，结果乱了自己的步调。对信息化建设，要客观分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信息化在国防与军队建设中所处的地位和信息化的可能实现程度。如何把握呢？首先要看到信息化战争是未来战争大势所趋，我军建设必须以谋求信息优势、提高信息化作战能力为重中之重。同时，也要看到，信息化建设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理论创新价值的评价，是看对实践的拉动作用。我军这么大规模、这么复杂的结构体系，要完成转型绝非易事。在宏观决策上，应充分考虑我军现实能力，如果制定的目标超过能力，则会使我们背上沉重的包袱，难以起步，甚至可能陷入困难。在实施方案上，则要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不搞大呼隆，那样违背军队转型的客观规律。把拉动力和推动力相结合，上下一齐动，以高涨的热情和实干精神，去完成转型。

　　铁军（国防大学研究生队）：欲使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尽快启动并不停顿地向纵深发展，必须紧密联系部队训练与院校教育的实际。目前，部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践的发展日新月异，要求军事理论增强指导性，回答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从传承型理论转到创新型理论。要学会向前看，而不要老站在过去数老黄历。军事理论有传统，但不能让传统成为包袱；有积淀，但不能以此代替创新，厚积还要薄发。为什么不能抛开“瓶瓶罐罐”，直接面向现实军事斗争准备去创造理论呢？其二，从思辩型理论转到实践型理论。理论最终要面向实践，要缩短这个转变过程，如果理论过于原则化、老讲大道理，指导实践的功能势必萎缩，一万年都管用的理论肯定管不了现在。理论有指导性就在于它的针对性强，或直指现实中的弊端，或找到新的空间，总之有锋芒、有棱角，不要怕不完善，不能要求刚刚提出的新理论必须经世致用。有时，一个虽不完善但却能开启人们思路的新观点，其作用远远大过一堆没错也没用的套话。其三，应建立相应的理论创新机制，让学术创新成果能够进入决策、影响决策，并迅速落实为具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