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彪

　　在网友们对黑龙江“宝马撞人案”进行“波涛汹涌”般的质疑之后，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与一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出面对传言予以了澄清，黑龙江省委副书记也表示对此案要秉公处理（见昨日《大河报》Ａ16版）。

　　高官回应舆论体现出对民意的重视，尽管在时间上稍显滞后，但仍不失为一个好现象。问题是单单政府与人大、政协官员出面还不够，因为这是一桩法律案件，公众所质疑的也是当前这个判决，认为在案件定性与量刑上明显从轻，怀疑个中有司法舞弊行为，所以具体承办此案的公检法机关也应对公众质疑做出必要的回应。而且不但要做出回应的姿态，还应认真回应，回应有力、有效，尽量能够使公众感到“释然”。

　　提出质疑与“指控”的是公众与媒体，所以按说应是公众舆论来为怀疑提供证据，以说明怀疑的理由。但在相关问题的质疑与澄清过程中，具体应由被怀疑的国家机关来承担举证义务，也就是说，在回应公众舆论问题上，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尽管公众对一些案件有怀疑，但毕竟不可能做到对案件了如指掌，更不可能掌握相关证据。而国家机关由于具体经办案件，案件的办理讲的就是证据，所以在质疑与回应的博弈上是强势方，反过来承担举证义务顺理成章。

　　就“宏观”理由来说，公众舆论事关公众知情权，公众对一些具体事件拥有“合理怀疑权利”，而国家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有义务对公众舆论做出翔实的回答。而回答不伴随着证据的公布是不可能有说服力的，那样就难以让公众感到满意。公众舆论提出质疑，实际也就是公众在行使监督权利，作为被监督对象的国家机关，理所当然地应当接受这种监督，且应通过提供证据的方式来体现态度的诚恳、表明个中没有不公存在。这是公众的要求与权利。司法机关提供相关证据不会造成泄密，因为许多案件并不属于不公开审判范畴，相关证据本就属于应当公开内容但却没有完全公开。

　　国家机关提供证据回应媒体做法其实就是一种“公开”，而公开正是公正的前提。一些案件公众有怀疑，其实就与司法机关没有真正公开并接受质疑有关。公开是清除腐败的最有力武器。对于国家机关来说，学会或者说必须公开应当成为一种法定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