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上身裸露到胸以上，衣服盖住了脸，头发上好多灰，左边肩一带衣服上全是血，冷冷地睡在地上。”看到丈夫的尸体后，40岁的靳其会在她总共8页的“讨薪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惨状。1月2日，湖北籍民工胡卫国到北京朝阳区一工地讨要工钱，5小时后被发现死亡。

　　北京市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称，初步确认胡卫国为高坠死亡，而如何发生高坠则还在调查中。

　　据了解，事发当天早晨，胡卫国所在施工队队长陈某通知其前去结账。上午9时左右，胡卫国与另两位前去讨薪的农民工一起到达朝阳区风林绿洲项目工地。同行的农民工宋红生称，进工地后胡卫国说要去解个小手，三人就分开了。而5个小时之后，宋红生再看到胡卫国，已经是阴阳两隔。

　　胡卫国与工友进入工地的时候，妻子靳其会就在工地对面的马路旁等他。靳是几天前来到北京帮丈夫一起讨工钱的，可没想到这一次大门口的分手竟成了永别。下午2时左右，工地有工人报告：四楼躺着一个人！宋红生这样描述他当时见到的场景，胡卫国“侧卧着，脸朝下，双脚耷拉着，其中一只脚变了方向，好像折了，皮鞋碎裂，脸色苍白，头部后面的血都已经干了，脚手架板上和安全网也有血迹”。

　　胡卫国是怎么死的？是自己跳下的？是失足？还是被人推下的？到现在还是个谜。朝阳区公安局分局已经介入侦查，目前尚无结果。“他不可能是自杀！”胡的亲属赵先生对记者说。赵是闻听此噩耗后刚刚赶到北京的。“他情绪一直都很正常，而且2日接到电话让去对账，他是满怀希望去的。他也不太可能是失足，因为他搞建筑搞了30年了，安全意识很强。”

　　据悉，有关调查目前正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是由朝阳区建委牵头的相关政府部门调查欠薪、用工等情况，另一条则由公安部门围绕胡卫国死因进行具体调查。目前家属已将对账单等资料交有关部门，等待调查结果。涉嫌欠薪的施工队队长陈某正接受警方调查。北京崇文区法律援助中心也已决定为痛不欲生的靳其会提供法律援助。

　　赵先生告诉记者，自从丈夫身亡，靳其会已经几天没怎么吃饭，没睡觉了，打击太大。

　　据赵先生说，胡卫国一家生活非常困难，一家四口都靠胡卫国的打工收入支撑，但包工头还经常欠薪。“2002年我爱人在北京做泥土建筑，带人70多个，直至今日不结账。”靳其会在“讨薪日记”中这样写道。据赵先生称，2003年12月27日，同来讨钱的工友刘喜平接到了恐吓电话，胡卫国和靳其会夫妇当时在场。就因为这个原因，她就把每次要账的情况都做了记录，取名《进京讨账生涯》，就怕万一哪天出了事，还能留个见证。靳其会说，丈夫胡卫国总共要讨十来万元的工钱。

　　来自北京市总工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建筑业农民工达89万人，是来京务工人员中最大群体。另有资料称，据北京市属几大国有施工企业调查，2003年总体劳务费结算率在50％左右，有些单位只有30％左右。而据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可能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建筑施工企业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7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博士常凯教授认为，欠薪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顽症，并如此大面积、大数额、长时间，究其深层次原因还在于“重资本，轻劳工”。在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公平上缺乏制衡，过多地注重发展经济，注重投资和资产所有者，而在政策上对社会公正关注不够。常教授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注重发展和效率，但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则更应注重维护社会公正。出现这样的问题，政府首先应当承担责任，然后再想办法解决问题。追薪是必要的，但根本还在于解决欠薪。

　　常教授称，我国《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农民工应在《劳动法》保护范围内，拖欠其工资，不仅是不合理，更是违法行为。“农民工们追薪，常常把工钱要回来就完事了，可是谁来支付追薪花去的成本呢？”常教授呼吁，《劳动法》应当进一步完善，比如应规定惩罚措施，如果不能按月支付工资就进行数目不低的赔偿和补偿，在这当中特别要加强劳动监察的作用。“另外，农民工应该组织起来。零散的农民工最容易受欺负，也最不容易维权。我国《劳动法》规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工会应该在农民工欠薪问题上履行自己的职责。”(记者包丽敏)（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