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欠薪的有观念、市场、体制、政策、法律等多方面因素，这就决定了治理欠薪是一项社会工程

　　治理欠薪需要确立工会组织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理顺市场关系，扭转劳动力市场的失衡状态

　　政府主导型的中国劳动关系现实状况要求，对治理欠薪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形成政府主导型的社会综合治理机制

　　一个时期以来，“欠薪”几乎成为新闻媒体上最热门的词汇。每到年底总有大量农民工因拿不到工钱而不能返乡。新华社的一项调查统计表明，72.5％的受访农民工表示，他们的工资不同程度地遭遇拖欠。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建筑施工企业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70％左右。因为“欠薪”和“讨薪”而引发致死致伤的暴力事件也屡屡见诸报端。

　　从现象上看，农民进城务工拿不到工资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无钱支付的被动欠薪，往往因经营困难或企业间的资金相互拖欠引致。以资金供不应求最严重的建筑行业为例，据建设部统计，到2002年底，全国拖欠工程款约5000亿元。各环节之间相互拖欠，工程一再转包，正常的资金周转关系被破坏，也使得农民工成为主要受害者之一；二是恶意赖账的主动欠薪，有支付能力就是不愿支付。从用工一开始就试图以减少工资支付作为超额利润来源，采取不签劳动合同、不办理用工登记、非法收取押金、签订生死合同等手段任意克扣、拖欠、直至无理拒付农民工的工资。

　　欠薪在不同类型的用人单位，不同身份的劳动者身上都有可能发生，但尤以对农民工的欠薪为甚。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对农民工的歧视是产生普遍欠薪现象的思想根源。这种歧视反映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隔离在人们观念上留下的印迹，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难以接纳有着历史的观念积淀。观念上歧视的背后是制度性因素的支撑，即它反映了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的状况。劳动力市场的严重供过于求状况将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存在着，大量农民工进城以其无限供给和低报酬需求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失衡。劳动力市场的失衡除了源于总体上的严重供过于求外，市场主体的缺失，及由此而产生的市场机制、市场规则的不完善、法制不完备也是造成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失衡的制度性因素。在这种市场体制下，用人单位的行为会相应地产生偏差，类似于欠薪、加班加点、限制人身自由乃至忽视生命安全等侵犯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的行为就会不断地发生。由此可见，欠薪不是一个单纯的劳动报酬给付现象，它反映了在二元经济结构并轨，城乡劳动力市场走向统一过程中的规律性的现象。导致欠薪的有观念、市场、体制、政策、法律等多方面因素，这就决定了治理欠薪应当是一项社会工程，需要动员组织社会力量从整合劳动力市场规则的整体格局中综合考虑。

　　工会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运行的必然选择。治理欠薪基本市场手段是确立工会组织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理顺市场关系，扭转劳动力市场的失衡状态。为此，首要的措施是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求，积极在农民工中建立工会组织，工会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首先在于变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个别劳动关系为工会与用人单位的集体劳动关系，确立工会对农民工的集体劳动权代表身份，变无序组织为有序组织，变非市场行为为市场行为，变个别劳动关系的不均衡状态为集体劳动关系的市场均衡；再者，工会从指导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到代表农民工与用人单位进行集体协商等制度手段，使得农民工的维权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制度化行为；其三，工会的维权内容以工资报酬为主，涵盖其它经济权益及民主政治权益，是全方位的维护，可以全面提升农民工的劳动生存质量。第四，欠薪本身已经是一种违反劳动法律规定的行为，工会在治理欠薪过程中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为被欠薪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救济。其五，工会发挥组织优势，帮助提高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也是改变市场不均衡状况，抑制欠薪等侵权行为的一个重要途径。总之，工会作为市场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自身市场化的运行，促使劳动力市场走向均衡，改变农民工非正规组织自发维权不力的状况，是对包括治理欠薪在内的农民工权益的制度性维护。

　　但中国劳动关系的现实状况却制约着工会作用的发挥。在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行中，一方面，作为劳方代表的工会组织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难以到位；另一方面，即使在有工会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失衡也使得以工会为主体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难以形成；而地方政府的强烈发展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失衡状态。因此，治理欠薪仅仅依靠工会是不够的。政府主导型的中国劳动关系现实状况也要求对治理“欠薪”这种直接侵害到劳动者劳动权乃至生存权的行为，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形成政府主导型的社会综合治理机制。

　　欠薪本身首先是一种违反劳动行政法规的行为，需要通过劳动监察和劳动执法加以纠正和制止。因此，劳动行政部门在治理欠薪中负有义不容辞的主要责任。这种责任在程序上表现为，一是预防，建立欠薪保障制度，防止恶意欠薪潜逃，优先保障可能因破产、依法整顿及投资者隐藏或逃跑等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权利。二是监控，要在各级行政层次上建立工资监控网络，监督企业工资发放情况。要改变突出治理欠薪的做法，变年关突击检查为日常性监察。三是补偿，一旦发现企业欠薪，要立即责令其整改，及时补发被拖欠的工资。四是约束，工商行政管理、质量监督管理和劳动保障等部门在发证、年审、资质认定等环节对克扣职工工资情节严重的企业，应当给予必要的惩戒。要通过建立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的责任意识，使得治理欠薪有刚性的制度保障。

　　大多数的欠薪并不是因为欠薪者付不起，而是不愿付，欠薪从社会意识层面上讲，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信用缺失”的一个部分。失信的效用是超额经济收益，治理欠薪这样的失信行为不仅要从经济上予以严惩，对失信者更要从人身权利上予以惩罚。信用缺失的后面一定是法律的缺失，劳动法规中对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制裁不力，尤其是工资支付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惩处力度不足也是诱发欠薪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的重要制度原因。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社会性的失信惩戒制度，包括完善工资支付方面的法律法规是治理欠薪的内在制度要求。

　　特别要指出的是，应当在观念层面上根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治理欠薪要改变农民工与城市体制内职工身份上的界限，更要更新社会观念，树立劳动光荣，尊重劳动的新的社会意识。当然，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提高农民工的现代社会意识，是全面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