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毛寿龙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陆晓枫报道 《国际先驱导报》：人大监督政府，您认为今年有哪些这方面的典型事件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寿龙：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今年可能不是监督政府的重点，并没有什么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今年发生过几件大事，比如孙志刚事件、三位博士联名上书人大，但相关的程序并未启动，最后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国务院法制办。像SARS这样的今年中国的重大事件，也未见人大监督的影子。而地方人大近年来倒是有很多的新意，但是其中的一些举动并不规范。

　　《国际先驱导报》：是否可以说人大代表还没有真正全面地代表人民来监督政府？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毛寿龙：我认为有三项工作缺一不可。第一，人大代表必须是专职人员，他不能既是政府官员也是人大代表；第二，人大代表必须来自选民，他必须非常了解自己选区的情况；第三，他必须有自己的资源，有一些助手来为他提供服务。

　　《国际先驱导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监督缺失的现象呢？

　　毛寿龙：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都是在人大兼职工作，很多委员对自己在人大的工作并不是非常了解，即使是想做一些工作，也因为没有资源和资金而无法完成。今年两会期间虽然设立了专职常委的职位，但是19名显然太少了。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人大在某些方面还只是一个议事机构和表决机构，真正在做一些具体工作的往往是一些国务院的职能机关。在今年全国人大制订的59个法律中，有32个是通过国务院法制办完成的。

　　《国际先驱导报》：这样就变成了行政机关立法？

　　毛寿龙：对。现在人大立法要尽量避免部门立法。政府部门立法的积极性非常高，是因为里面有利益的驱动，立法之后，既便于部门“管理”，部门又能从中受益，而立法中应该体现的政府部门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老百姓应当享受的权益等，往往会被部门立法者忽视。但是人大立法也存在着很多困难，比如人大代表的调研资金、专业知识都有一定限制。所以我觉得国务院法制办可以移到全国人大去。因为国务院法制办现在承担了许多法律的制订工作，而它作为一个国务院内跨部门的机构，很难避免自己不陷入各大国家机关的利益纠葛，移到人大后刚好可以在立法这一块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作用。

　　《国际先驱导报》：但这可能还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毛寿龙：所以我们一直在倡导人大代表专业化的问题。目前这个试点还在进行当中。人大代表要想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就应该给他们办公室，真正把人大的会开起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是一个常设的机构，它的代表组成不能是政府官员，它应该做的是经常性地对政府官员进行质询。

　　《国际先驱导报》：要想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可能还需要放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来看，目前可能也要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所以您能不能从可行性的角度考虑，提一些有关提高人大监督职能的有效办法？

　　毛寿龙：我认为人大在当前情况下，如果整体的职能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提高的话，完全可以给一些人大代表提供一些空间。像湖北的姚立法，一直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人民争取利益，但是他的所有工作都是自费的。如果我们能给这样的人提供一些渠道和资金，相信人大的监督智能能够得到强化。

　　《国际先驱导报》：违宪审查是不是可以加大监督政府的力度？

　　毛寿龙：当然可以。违宪审查是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权利，但是至今没有被用过。人大在这方面既缺少违宪调查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也缺乏这方面的程序，这也是可以改进的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