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涛

　　大学者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曲园是章太炎的老师，而章太炎是二周（鲁迅、周作人）的老师。这里说的“老师”是传统意义的，正正经经的老师，不是如今年轻人见年长者的客气称呼。这种师生关系是明确的，终生不变的；学生见到老师，总要执弟子礼、师生之谊是长存的。师生之间的关系又是以前人伦关系中的重大一项，师生都十分重视。但是，偏是在他们的师生关系中产生变化，成为故事。我们且来说说。章太炎写过有名的《谢本师》，声明与俞曲园断绝师生关系。后来，好像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周作人也写了一篇《谢本师》，宣布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不过他这篇文章我在现在编的《周作人集外文》里读到，周作人为什么后来不把此文收入他众多的文集里，我想他可能觉出不必，不该。先说章太炎的《谢本师》。章太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几年，被清政府通缉，国内国外四处逃亡，历经危难。此前，他从俞曲园在杭州苦读经书七年，师生之情是深厚的，但别后也有十来年不见了。一次归来，他去看望老师。老师一见面就因他反清而把他臭骂一顿，骂他“不忠不孝，非人类也”，而且俞曲园说，以后与他这种反清的人断绝师生关系。章太炎在老师面前不敢多争，只气得两眼含泪。素有章疯子之称的章太炎，脾气暴躁，但在老师面前也不得不忍。他是在这种情况、情绪下，写了这篇抗辩的文章《谢本师》，谢，拒也，辞也。他的立意是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做出选择。读文可见，这时候他是大义凛然的。到1926年，周作人写《谢本师》，其时章太炎的确已没有当年革命之志，言行也颇多乖谬之处，这也是事实。具体的原由是章太炎在一封公开发布的电报里，称颂曾国藩的人伦之道。周作人此文中说，“到得近日看见第三个电报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我于是觉得不能不来说一句话了。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当然周作人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这文章实在也是可做可不做。老师的思想文章有错未必就要来个“谢本师”。周作人平时作文以平淡儒雅著称，这篇文章有时对老师有明显的揶揄、调侃，有的地方，用现在的话说，好像拿老师开涮。比如，“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我也知道先生太轻学问而重经济，（经济特科之经济，非Economics，）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又如，“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说这些，不是过分吗？

　　于是我想1936年，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写下《死》、《女吊》。莫非他自知不久了吗？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连续写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后一文未写完，即逝世。章太炎逝世在6月14日，比鲁迅早四个月。他赞扬章太炎一生的革命业绩和学术业绩。他也不讳言章氏的缺陷，他的批评更深刻。他说太炎先生“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说得真诚，而且满含真情，使读者感动。他在1935年写的《名人和名言》里，也公开批评章太炎，结尾说：“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只在这一点上，鲁迅对老师的态度，便显出比周作人更多一分理解、厚道和人情。在这里，鲁迅显得更宽厚。

　　我想到1933年6月鲁迅与曹聚仁信里的话。他说老师如荒谬，弟子“不妨叛之”。但不能“落井下石”以“自救”。我不知道这里是暗指了哪些弟子们，会不会包括1926年写《谢本师》的周作人？待专家考订。他说，“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他这时是不是想起了俞曲园骂章太炎的故事？当面骂了，学生也只好听着。何必找不自在？又说，“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国民党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投壶”事在1926年前后，实在是章太炎的无聊；没收屋子事则在1928年，国民党说他反对政府，通缉了他。正如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所说，章太炎一生大节不亏，“革命之志”“并世亦无第二人”。这种对历史人物大处着眼，正是鲁迅的难及之处。（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