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鹏

　　无论是现代修辞学还是古代修辞学，也不管是国内修辞学还是国外修辞学，在研究语言的晓白通畅，优美动人的修辞目的下都十分注重对于辞格理论的探讨和分析，这其中以中国古代修辞学更为明显，这基本上就是辞格学。20世纪以后现代修辞学蓬勃发展，才逐渐形成初辞格理论以外的其他诸如词语选择、句式选择、语体修辞等在内的综合性多层次的语言学学科。中国修辞学理论的发展是体现在大学修辞学教学体系的延展和理论构建上的，但各种辞格理论五花八门，大家各执一词，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修辞学教学内容，但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困扰了辞格教学标准的确立。修辞格之间这种有机的联系至今尚未被人们全然发现，因而也就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科学的完善的分类系统。笔者觉得中国现代修辞学辞格理论研究和教学的纷纭体现着一个齐头并进的阶段史，这其中有：

　　其一，文学的分类即以辞格在修辞文本中所起的作用和效果来作为分类的依据。代表的有周振甫《通俗修辞讲话》和李济中《关于修辞方式的分类与处理》。前者将修辞方式分为具体、强调、含蓄、趣味化、精炼和变化六类，后者以形象、强调、贯通、含蓄、幽默和深化为名将修辞格分成与周振甫先生大致相似的六类。从表面上看这种分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修辞格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且标准比较的统一，对于一些常见的且相互之间区别较为明显的辞格如比喻、夸张、婉曲、对偶、仿拟、错综、双关、反语的划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大多数辞格来说，它们在修辞文本的作用和表达效果却不是单一的，而是随文本语境的不同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变动性、临时性和多重性。因此，我们认为按照辞格在文本中的作用和效果给辞格整体分类是文学的表现手法的分类，对于属于语言学学科的修辞学来说，并非十分的适当。

　　其二，美学的分类即按照辞格在修辞文本中所具有的美学价值来分。较为通行的分法是四种：语言的均衡美，有对偶、对照、排比、顶真等；语言的变化美，有双关、反语、婉曲、夸张等；语言的侧重美，有反复、递进、映衬、社文、反问等；语言的联系美，如比喻、借代、比拟、象征等。但是，我们既然认为修辞格的美学力量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而复杂统一，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用均衡、变化、侧重、联系等几个方面来概括出所有辞格复杂的美学特性，这是不全面，也是不可能的。况且归属于语言学学科的修辞学的某一问题的分类用非语言学的角度和方法来讨论，显然也可能有悖本学科的宗旨。

　　其三，外部语言学的分类即综合考虑语言作品中的语言因素的特性与实际效果而划分辞格的方法。其分类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语言学本身的特点对于辞格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但还是带有较大的个人主观心理色彩。对于其分出的“描绘类”、“表达类”、“章句上的辞格”等仍还是在语言学的外部因素上作文章，因此我们不认为这是最恰当的划分。

　　那么什么才是最合乎修辞学学科定位的辞格分类标准呢？应该说潘晓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尝试。他根据辞格形式和内容的本质特点和显著特征建立了一个界限分明的辞格布局：形式类在字词形式、词、词组句子形式、句子形式三个方面分别有析字／析词／节缩／藏词，反复、错综、排比／嵌镶、对偶、引用，仿拟（拟句、仿词）／回文、顶真／倒装；而内容类则在如上三个方面分别有组字、粘连、摹描／移就、呼告、飞白／转类、降用、易色／象征、比喻、借代、比拟、夸张／反语、双关、层递、避讳，对照、衬托、反问、设问／婉曲、警策、排除／同语、示现、跳脱／相反相成。我们认为潘晓东在这里很好的结合了现代语言学形式主义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的相关理论，坚守住了语言学本位的法则同时处理好了辞格形式作用和内容价值的统一，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汉语辞格的大致面貌。

　　很显然，普通修辞学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科学的辞格分类操作原则和方式，体现着对以往大学辞格教学和研究理论的超越，但是这个操作本身具有多大的证伪性和可质疑性，我们尚不可知。有国外学者曾指出“这样一种划分方式从逻辑观点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人们可以问它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实际的运作，而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助忆方法呢”？就潘晓东把这一理论对汉语辞格分类的运用来看，一方面是给日益混乱的汉语辞格分类吹进了一股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清凉之风，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一些局限。如某些按照系统性原则出现的辞格，在汉语修辞学研究中其资格问题尚需讨论；另外辞格的重复操作、辞格内容意义的复杂表现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有一点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随着修辞学辞格研究的不断深入，还会有更多新的辞格形式出现，而普通修辞学的辞格理论无疑在接纳新辞格方面具有其他分类原则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能产性，但愿这种超越会成为在大学语言学学科中长期处于尴尬和失语状态的修辞学教学和研究突破自我的一个契机。（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