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菊英口述 本报记者王四新 通讯员彭维俊 整理

　　【人物检索】曾菊英，女，48岁，湖北省武汉市糖酒副食品公司下岗职工。1996年下岗后，先后到服装厂打过工，推销过化妆品，做过保险员，干过家政服务钟点工。1999年组建“六角亭街家政服务队”，2002年创办“六角亭街菊英托老休养院”。

　　1987年，在丈夫因病误诊高位截瘫、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后，我原本幸福的家庭陷入困境。女儿还年幼，丈夫卧病在床，只能靠我支撑这个家。

　　艰难的日子就这样过了9年。1996年，不幸的事情再次降临这个家庭，我下岗了。

　　丈夫的病休工资和我的下岗生活费，加起来还不到300元，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更谈不上为丈夫治病。好在我们还没有被遗忘，桥口区领导了解到我们家的情况后，经常给予特别的照顾，嘘寒问暖、送钱送物。

　　1998年的一天，当区总工会领导陪同区委书记再次上门慰问我们家时，与病魔抗争多年都没有屈服的丈夫感动得哭了，我也哭了。这泪，除了感动，更多的还是因为无法自立而带来的惭愧。

　　那一天，我和丈夫久久无法平静。我们不能再这样依靠政府救济生活了，我们还有一双手，我们要自立自强地撑起自己的家。

　　从此，在丈夫的支持下，我走出家门，开始了我的求职生涯。

　　【记者手记】企业有远见，会“不找市长找市场”；个人有志气，得“不靠组织靠自身”。曾菊英决定走出家门，足以让那些有劳动能力却只靠“低保”吃饭的人汗颜。

　　自谋职业谈何容易。我曾到私人服装厂打过工，推销过化妆品，做过保险员，但总是因为文化素质偏低，一次次地被市场竞争的激烈浪潮打了回来。面对困境，我及时调整心态，重新定位，加入了家政服务钟点工的行列。

　　家政服务收入不多，还很辛苦。如果遇上挑剔的服务对象，那滋味更不好受。但这毕竟是一份工作，为了生活，我坚持了下来，并决心努力做好。

　　记得那年冬天很冷，滴水成冰。我顶着寒风，忍着胃痛，双手泡在冰冷的水里，在客户家平台上刷洗厚重的牛仔衣裤，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后来，当客户看到我把一大堆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晾得有条有理时，感到十分满意，付劳务费时，还从桌上抓了一把糖塞给我。当时，我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

　　【记者手记】这是艰辛的泪水，也是欣慰的泪水，更是曾菊英对生活充满信心的感激泪水。心存感激，永不言败，成就了曾菊英新的创业之路。

　　在家政服务中，我逐渐摸索出了经验，视野也开阔了很多。1999年，我组建了自己的“六角亭街家政服务队”，带领144位下岗姐妹们走街串巷，向生活挑战。

　　2002年的秋季，随着家政服务工作的逐步稳定，我开始思考怎样拓展我们的工作领域。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我决定开办托老院。街道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不但发动大家帮我找场地，还帮我筹措资金，由街道工会担保，市总工会和区总工会无息借给我3万元，使我创办托老院的计划很快得以实现。

　　为了节约资金，我自己设计托老院的装修方案，自己购买建筑材料，自己指导修建工程。房子修好了，开了张，却没钱打广告，也没有人力发传单，惟一能做的是用我的亲情和真情去温暖已经走进这个“家”的每一个老人。

　　在托老院，我既当院长，又当护理员。代婆婆中风多年，又患有糖尿病，每天吃的药就有十几种，以前靠家里人护理，既不能外出，也见不着太阳，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住进托老院后，我为老人喂饭喂药、抠屎端尿，精心护理，细心照料，还时常让老人坐上轮椅，看风景、晒太阳。亲属看到老人有说有笑，身体也一天天见好，非常感激，逢人就说“菊英托老院好”。

　　好的口碑成了无形的广告，不到半年，要求入住托老院的客户就超过了当时的接待能力，不得不扩大规模。现在，托老院已初具规模，面积400多平方米，设有60张床位。12个工作人员全都是“4050”的下岗职工，最小的也有42岁。

　　这些年，苦和累吃了不少，但看着渐有规模的托老院，看着我这个曾经依靠政府救济的下岗职工，也能帮助更多的下岗职工自强自立，自豪感油然而生。

　　现在，残疾的丈夫依然残疾，我们的家却不再“残疾”。自强自立闯出的再就业道路，重新给我一个幸福的家。

　　【记者手记】曾菊英开创了一片新天地，靠的是她的志气和勇气，也靠了一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