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讯7000年前，在萧山湘湖，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乐园西大门南侧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着的古人类，从时间上算，比河姆渡人、良渚人更早，是浙江人最早的祖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至今已发现了两处遗址———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其中跨湖桥遗址甫一发现，就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而下孙遗址，是去年6月份刚被发现的。昨天，负责此次下孙遗址发掘的考古队长蒋乐平说，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遗迹证明，这支“横空出世”的浙江新石器文化第三种力量，是毁于6000-7000年前的一场海难。喜欢挖坑储存食物从土层与土层之间，从已炭化的稻米和木头之间，考古人员一丝丝剥离和恢复着7000年的信息。种种现象表明，当时的下孙人已深谙农耕渔猎之道。为了储存食物，他们喜欢在地上挖坑，然后在底部铺上苇席等编织物，再把鱼、贝壳、稻米等放进去。近600平方米的发掘现场，遍布着60多个这样的坑。造房子时，和现代人一样，他们会先打桩。而盛食物、砍柴或渔猎时，和别的新石器人类一样，他们也会使用釜、钵、圈足盘、罐、石斧、石锛等原始工具，甚至还会使用自制的线轮和骨锥来进行纺织———这些工具是他们自己做的，因为现场还发现了一种做陶器的工具———陶拍。虽然周围的环境处处充满着一种远古的荒凉，但下孙人生活得并不寂寞。考古人员认为，他们可能挺喜欢与三里外的跨湖桥人走动走动，因为从生活方式和现场发现的许多工具来看，两者有很多的相似性。沙层中7000年前的海生物如果不是因为一场海难，下孙人和跨湖桥人可能就一直这样快乐地生活下来。在下孙遗址现场，考古人员发现了很多7000年前湘湖一带存在海侵和海平面上升的证据。首先，遗址表面堆积有厚薄不均的沙层，沙层中混杂着大量的海生贝壳类碎末和陶片、石器等人类文化遗物，这是一种海水冲刷遗址后的沉积。再者，沙层之上的淤泥里，还有一层密集的海生物遗积，经省自然博物馆专家鉴定，这层海生物主要是一种叫做“中国绿螂”的贝壳类动物，其形体比海瓜子稍小。中国绿螂一般生存于咸度不高的入海河口。另外，还发现了一种吸附于石块、陶片上的叫做“藤壶”的海生物。藤壶一般存在于海岸礁石，以海潮输送的微生物为生。下孙遗址中，藤壶更多见于南边的石头上，说明当时的潮水来自南边（西南边厚积的沙层同样反映这种方位指向）。中国绿螂和藤壶与现在的相比，形体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考古人员在遗址中还发现了一种生物———船蛀，其形体就明显比现在的要厚。船蛀是在遗址存留的一些木柱中发现的，木柱已被它们基本掏空了。海生物层之上，便是厚达4米的海洋性沉积层，后来再慢慢积水，就形成了现在的湘湖。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除了海侵外，值得一提的是，下孙遗址还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次严重干旱。遗址基面有严重的龟裂，很多的陶片、红烧土都掉进了这些裂开的地缝中，出土的许多木头也有开裂、变形现象。虽然有人认为，这次干旱也对下孙人的生活造成了威胁，但更多的意见是，大规模的海侵才是造成整个跨湖桥地区毁灭的决定性因素。还不具备大规模改造生存环境的跨湖桥人和下孙人，在这次海侵中，可能迁徙他处，也有可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后来据浙江省地质调查院取样检测证实，跨湖桥遗址当时是被汹涌的潮水迅速淹没，而下孙遗址则在一段时间里还处在海岸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跨湖桥地区毁弃后，与其直线距离仅百里之遥、同属杭州湾沿岸的河姆渡却空前繁荣起来。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着某种联系，下孙人和跨湖桥人在家园被毁后，是否跑到了河姆渡发展？下一步，考古人员将把之作为一个综合性课题进行研究。

　　天冷了给世上最早的船盖床被子从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不久前被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保专家杜晓帆博士确认为世界上最早的船，距今约8000年。目前，萧山博物馆已和国内漆木器保护方面的权威湖北省博物馆签订协议，共同研究保护措施。由于独木舟里含有大量盐分和70%的水分，要使其“长存”，就必须先脱盐和脱水，否则就很容易造成独木舟散架。为此，萧山博物馆特意花40多万元先给独木舟造了幢钢构架的房子，为其遮风挡雨，再用木板和塑料膜做了个“浴缸”，里面放上纯净水，把独木舟浸泡在其中。饱和度比较低的纯净水可以起到脱盐的作用，一般半个月换一次。并且，为了保证纯净水不结冰，文保人员还得时不时测温度。一旦天气冷下来，除了盖上一层塑料薄膜外，还会给独木舟盖上一床被子，或在旁边放上加热器和增氧器。整艘独木舟长5.6米，宽53厘米，船帮厚约2-3厘米。昨天，萧山博物馆馆长施加农说，目前有关方面计划5年以内，整个跨湖桥地区将建成一个遗址公园，独木舟将是遗址公园的“灵魂”，其周边丰富的7000-8000年前古人类生活的遗迹也将同时被保留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