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乐观审世、宽厚待人的林里夫 从裴毅然的《顾准的恕道》（《文摘报》2003年10月9日转载）一文，我们看到顾准“宽囿”林里夫的故事。作为林里夫的家人，却认为有必要还历史本来面目。
林里夫（1909年－2001年）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有七十余年党龄的老党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林里夫和顾准的交往及友谊始于1934年。当时为配合红军第5次反围剿，变国内革命战争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央决定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简称武卫会），由宋庆龄任主席，林里夫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1935年，顾准由林里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武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武卫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7月，林里夫曾住在顾准家躲避特务追捕。
这两位历经生死考验的战友，建国后都曾长期蒙受冤屈，顾准1957年和1965年两次被错划右派，林里夫也于1958年被诬为右派和“反党集团”成员。“文革”期间，林里夫和顾准都是“监管对象”，在同一个“五·七干校”劳动和接受审查，他们在患难之中始终互相信赖和帮助。《顾准的恕道》里引述的故事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顾准的一位老朋友兼老上司林里夫曾用荒诞牵强的推理‘揭发’顾准，指斥他在30年代就是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内奸’，弄得顾准百口莫辩。很久以后，直到周扬得到解脱，顾准的‘内奸’问题才告解决。1972年顾准回京后，对林里夫却多方照顾，考虑到这位老友也处于凄苦处境，逢年过节总是备下酒菜，约他共餐对酌……”并由此引伸出“在那个互斗互咬只求自保”的年代，由于顾准“清醒地认识到对方所负荷的压力，宽厚地宥恕对自己的伤害”，这一对老战友的友谊得以维系始终的“恕道”故事。我们认为，这个故事玷污了林里夫和顾准的真挚友谊。
林里夫生前已看到有出版物捏造的，当即写下：“顾准地下有知（复活），当能与我共赏作者编造现代天方夜谭的奇才和勇气、绝技与厚颜。”只因人家尚未指名道姓，故林里夫未予追究。
林里夫一生刚正不阿、爱憎分明，他从未怀疑过顾准是“内奸”，更没有过“揭发顾准”、“只求自保”之事。顾准和林里夫的右派问题是1978年同时在《人民日报》宣布平反的。顾准是有大事必记的人，在《顾准日记》和《顾准自述》及所有他自己的记录中都找不到这个“故事”。
林里夫一生不沾烟酒，所谓1972年顾准回京后“逢年过节总是备下酒菜，约他共餐对酌”之说，更是子虚乌有。在他们都是监管对象的那个年代，顾准曾因“托林里夫买炼乳，没打招呼，受到批评”（见《顾准的日记》），他又怎能约林里夫“共餐对酌”呢？
顾准六弟陈敏之同志在《顾准日记》一书中以“真挚的友情”为题，记述了1974年顾准病倒后，林里夫每日照料，在工宣队进驻、单位不能派人去医院的情况下，又派自己的女儿陪护的真实事例。并非裴文所想象的“林里夫一定是被顾准的人格彻底感动”的赎罪故事。这不是陈敏之原作的意思。
老经济学家骆耕漠在《患难之交相濡以沫》一文中追述：“顾准临终时讲到他非常感激三人：一个是林里夫，一个是李少甫，一个是我。”顾准也留有遗嘱：“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对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感谢……存款伍百元赠予里夫老友。”林里夫和顾准40年的患难友谊，岂是靠人杜撰的“恕道”得以维系的呢？（《羊城晚报》2003.12.28）（来源：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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