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民工讨薪——一直是个苦涩的话题。为了能讨回自己的血汗钱，民工们可谓挖空心思、想尽办法。人们以法律的眼光来分析民工们这些行为的时候，或曰侵权、或曰不值、或曰犯罪，最后总不免归结到一句提醒上——维权，要拿起“法律武器”。

　　如果有人认为这些民工对所谓的“法律武器”一无所知的话，我敢断言，那是对我国这么多年普法宣传教育最大的低估。那么他们为何采取非常手段而非拿起法律做武器？从央视近日播出的《为民工讨工钱：欠薪案胜诉百万工薪仍未执行》的节目，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辽宁省锦州市98名民工拿起“法律武器”向吉龙公司讨要工钱，为此他们借了10万余元来支付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等费用。法庭虽然判决民工胜诉，但历时3年民工们仍未讨回一分钱，吉龙公司的奔驰大货车和挖掘机曾被法院扣押，但后来因为“不好看、不好卖”而被退回，法庭还以吉龙酒店估价过高为由，对外谎称“流拍”，让民工们又空喜欢一场……昂贵的诉讼成本、马拉松式的诉讼之路，结果只是让“欠薪白条”转变成了“法律白条”，谁还再敢相信“法律武器”？

　　但法律也“有话要说”：民工依法讨薪难的原因也决非只因一些执法者徇私枉法所致。目前，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使技能单一的民工在城市里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许多城市用工单位利用民工的弱势心理，拼命压低民工工资的同时，为了不给恶意拖欠和克扣民工工资留下“把柄”，采取了不和民工签订用工合同的办法。这样一旦发生纠纷，由于没有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的依据，民工自己连证据都难以举出，法律又能奈之何？另外，法律是有一定程序性的，即使对涉及民工讨薪案件再“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但审判和执行程序下来最少也得数月有余，这让等着拿钱回家过大年的民工如何能等得及？

　　诚然，司法权具有终极性，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司法权与行政权相比，更具有被动性——不告不立，不能提前介入。司法权的被动性决定司法只能让人用来防御而不是主动攻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盾”而不是“矛”，真正能拿起法律做“武器”主动出击的，只能是行政机关，是他们依法进行的行政管理。由于对民工管理不到位，对用工单位缺乏行政约束，为欠薪行为预留了太多的法律漏洞，等到必然的结果出现后，仅以一句“找法院，拿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岂不是行政管理失职后的一句“美丽的搪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