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生

　　《外滩画报》第60期的《二手房遭遇政策组合拳》谈到了上海楼市的最大“变数”——酝酿中的“期房限转”政策，将其与杭州出台的“新政”比照颇有意味。

　　两地政策的要点都在于抑制炒作。2003年，上海、杭州的不少地区楼价涨了一半甚至一倍，“炒楼花”愈演愈烈。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急剧增加，肥了炒家、便宜了中介，苦了掏钱买房的老百姓。高涨的房价推高了营商成本，威胁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安抚中低收入者的“经济适用房”以外，抑制炒作、平稳楼价，成为群众关心的头等大事。

　　问题是，“期房限转”如果止于“限制”、“暂停”，临时措施终非长久之计，而且《合同法》、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都未禁止期房转让；同时，“囤积居奇”的炒家并未在政府“吹风”后缴械，法规成了炒家观望的“护身符”。

　　“杭州新政”的核心之一是20%的“增值”税(买卖二手房增值部分缴纳20%所得税)。笔者以为杭州经验可资上海借鉴。

　　调控楼市无外乎金融、土地、税收三个手段。金融权在中央，土地拍卖远水不解近渴，税收本来就是悬在炒家头上的一柄利剑，现在不用更待何时？通过税收杠杆“寓限于征”，既不触犯现行法规，又无妨于健康的房地产业发展，更有利于挤出泡沫、防止“硬着陆”。新加坡曾在楼市狂涨期间征收100%的“增值”税，使投机者无利可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对“期房转让”征收高额“增值”税，将有针对性地“清空”短线炒家的利润，鼓励健康的长期投资和现房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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