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来，一些地方相继出现电力、煤炭、燃油供应紧张，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货运运力紧缺加剧。关乎国民经济运行命脉的基础产业再现“瓶颈”现象，它所传达出的经济信号，不仅仅是某一产业的一时供需盈缺之变，更警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痛下决心转变粗放增长方式，方是缓解“瓶颈”制约的治本之策。

　　显而易见，基础产业的“瓶颈”现象，是在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增势强劲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在一段时期的调整和积累之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升期。这一强劲增长来得如此突兀，电力、煤炭、钢材等基础产业市场需求如此旺盛，使得曾长期陷于需求低迷的基础产业有些措手不及，已消隐十余年的基础产业“瓶颈”陡然再现。

　　其实，无论能源、原材料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2003年前三季度，原煤产量和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16.8%和15.6%，钢材产量增长19.4%，水泥产量也创新高。其它如有色金属等产量较上年也有较大幅度增长。2003年以来，能源、原材料产量的增幅都大大高于同期GDP增幅。这表明，这种经济增长仍是以拼资源消耗为主的“粗增长”。在这种增长方式的主导下，经济对能源、原材料极度需求，出现供给“瓶颈”也就势所难免。

　　“粗增长”粗在何处？粗在经济的高投入、高消耗、重污染、低产出。以能源消耗为例，据测算，2002年中国能源消耗强度为1.18吨标准煤/千美元GDP，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创造每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中国吨钢综合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15%到30%，耗水量是世界先进水平的2.7倍。在这样的指标下，支撑去年GDP实现8.5%的增长率，所付出的是怎样一个资源代价呢？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数据，去年全年消耗15亿吨标准煤，8.2亿吨水泥和2.6亿吨钢材，其中煤炭消费量占全世界的30%，钢材的消费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水泥的消费量占全世界的50%。

　　问题是，我们还有多少资源“家底”来支撑这种粗放增长呢？这种增长方式能够持续下去吗？“除煤之外，中国主要的矿产资源都已告急。”重温2002年《矿产资源与中国经济发展》报告第一执笔人王安建博士曾经说过的这句话，顿觉格外沉重。这一报告显示，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在铁、铜、铝等重要矿产的储量上，无论是相对量还是绝对量，中国已无大国地位。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能源产品更是对进口的依存度越来越大，2003年中国原油进口量已超过1亿吨。据专家测算，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超过5亿吨，天然气将超过1000亿立方米，两者的对外依存度分别将达到70%和50%。当能源、原材料的需求“瓶颈”越来越紧迫地制约经济增长之时，重新审视这些数字，我们不得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喜悦中沉静下来，看到这种增长中蕴含着那么沉重的隐忧。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不仅是矿产资源，还有中国的水资源、耕地资源等，无不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原本稀缺的资源，加之开发利用上的低效和浪费，使资源与增长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这已经成为关系中国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大问题。以资源消耗为特征的经济列车，越来越难以载动经济增长的重负。当前的经济“瓶颈”，是市场以其特有的方式，传达出粗放增长难以为继的强烈信号。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的话说：“中国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重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因此，当我们讨论眼前诸如电力供应等等的“瓶颈”时，从战略上看，真正长远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是资源过度消耗型的粗放增长模式。当前，在改善能源、原材料等的供给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据此对中国经济未来之路作出眼光远大的规划。必须借此契机，对经济增长方式作出深刻的反思，为中国经济寻找一条既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又能确保资源安全和有效供给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命题，而是关乎中国经济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民族发展的大问题。

　　由此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的要求，多么切中要害。经济“瓶颈”的警告，当更促使我们痛下决心，克服困难，坚决辟出一条集约经营之路，这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途。（来源/新华社，作者/赵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