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报特约评论员定国 原沈阳市商业局局长鹿璐将有一次重大的“角色转换”。新的角色对她来讲既熟悉又陌生。或许只有她走进位于沈阳新玛特九楼的总裁办公室的那一刻，才能感受到弃官从商的别样滋味。（1月8日《沈阳今报》）
在冰封九尺的东北，此举也算得上是“新东北建设”的开风气之先吧？虽然在沿海地区，弃官从商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随着当初的热潮过去，弃官从商现象似乎在淡出人们的视野。
作为曾经的政府官员，他（她）们为什么要选择离开？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不过我注意到，除了原温州副市长吴敏一曾经详述过自己离开官场的前因后果外，其他离去者大多语焉不详，这就使得“弃官从商”现象更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成为外界众说纷纭的最大原因。
一位学者在分析交通堵塞问题时说：要解决此问题，首先要分析拥堵的原因，交通拥堵，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道路太少，二是交叉路口太多，红绿灯太少，大家开着车乱窜。于是，采取的对策也就有两个，一是尽可能多修路，尽可能修更宽的路；二是建设更多的红绿灯，让随意开车者不得乱动。
如果将此分析套用到弃官从商现象中，也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官员之所以弃官从商，也许是“道路”太少、上升通道和退出通道依旧狭窄。但是，这种弃官从商现象，至今不能透明化，民众不清楚弃官从商者的真实情况、相关的政绩审核虽也有相关部门在做，但做完与否、调查结论如何，却对外界不发一词。外界的疑惑依旧疑惑着，于是下一次遇到此类情况，民众又不免担心。
要让弃官从商现象规范起来，少不了红绿灯，红绿灯不是依靠封闭状态下的内部监督，需要的是开放式的外部监督，或者说是民众监督。在弃官从商现象中，所有弃官从商者的信息，都应当交由公众去评判，因为他们以往掌握了大量公共资源———权力，而即将掌握商品资源———金钱，这两大资源之间，如果规范不当，很容易产生资源互换。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公众对公共信息的无障碍使用是必须和必要的。
专家曾经设想过很多关于规范弃官从商者的措施细节，比如要有一个过渡期，官员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方可进入营利机构。但专家的设计再精致，如果这种操作依旧仅仅局限于政府的内部流转，那么很容易导致某些特殊利益的内部交易。公共信息的掌握者越多、分摊的信息管理成本就越低，而期望内部交易者会发现自己的交易成本越大；反之，掌握者越少，那么不正当交易成本就越低，外部监督成本则越大；这种此消彼长的成本消耗，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
作为曾经的政府官员，他（她）们为什么要选择离开？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些问题不应该只有离开者和少数人“心知肚明”，而应当“大白于天下”。作为一个公民，我希望了解，也有权了解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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