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英雄郭光允著书

　　《我告程维高》揭内幕

　　北京消息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2004年1月8日，郭光允位列2003十大新闻人物之一，被誉为新时期的反腐英雄……

　　这里我们借用一部早期电影《刺激一九九五》来借代他八年命运最为坎坷的那年，从中感受反腐英雄的矢志不渝和坚持抗争。

　　命运多舛的一年

　　1995年，对于我个人来说，确实是命运多舛的一年。

　　3月18日中午，我骑自行车出去买东西，走到清真寺街，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突然我脖子上挨了重重的一击，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几个人冲上来对着我的头部一阵暴打。一记巴掌打在我的耳朵上，嗡的一声，我一下听不见了。我本能地伸出手去揪打我的那个人，一个又矮又胖的家伙冲上来又一掌把我的眼镜打飞了好远。当时是中午12点多了，那时下班的人很多，都围上来制止他们。这时，一个人从黑轿车里下来，摆着手势息事宁人地说打错了打错了。

　　“打错了？”我气愤地质问：“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样行凶，还有没有王法？为什么专打我的颈椎？”

　　车上下来的那个人不屑地哼了一声，拖长了声音：“我们打人一向都这么打。”另外一个行凶的小子还补了一句：“打人颈子，就是为了要你的小命！”这不是赤裸裸的威胁吗？

　　7月13日，河北普降大雨。对于干旱少雨的华北地区的人们来说，已经很少看到这样的倾盆大雨了。

　　那天我有事到我弟弟家里去。8点多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一直下到9点多。我从兄弟家里出来骑着自行车一直往东行驶，这段路的路面是中间高，两边低，雨下得特别大，路边都是积水，我就骑车走在路中间。刚驶过市政府，突然听到后面特别大的响声，我知道后面有车，我就立刻往边上躲。只觉得浑身一震，轰然一声，这一下就人事不省了，那辆急驶而来的面包车一下子把我往前撞十几米，车前面的玻璃全都震碎了！后来听说是车上下来了人，想把我弄醒（据他们声称是给我“做了人工呼吸”），但是我仍然昏迷不醒，他们就叫了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附近的省二院。省二院抢救我抢救了一个月，医院结论是：严重脑震荡，肾脏受伤，头皮撞碎，脊背严重挫伤。让我出院后观察一个月，再进行复查。撞我的司机先跑了。我兄弟千方百计找司机评理，可是对方单位领导说，司机怕了，已经找地方躲起来了。

　　几个月内，“巧合”地发生挨打和车祸两件事，而且两次都直对着我的“命门”来，这一切真的是“巧合”吗？

　　从劝诫信到匿名信

　　1994年，我给程维高写了一封劝诫信，希望程维高书记认真考虑，免去李山林省建委副主任的职务，坚决不能提拔。我就写了这么一封劝诫信。这封信到了李真手里。李真同李山林的勾结在我们建委并不是什么秘密，后来，李真把这封信给李山林看了。河北政治生活极其不正常的根源———不是一个前台表演的人物李山林，而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李山林之上，还有李真、吴庆五……直至程维高本人和他的家属！

　　出院之后的8月17日，我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程维高、李山林是搞乱河北建筑市场的罪魁祸首》这篇检举材料。这个标题在当时的形势下看，还是充满了火药味的。信写好了，决定采取“匿名”方式。

　　想来想去，选择了老伴单位的宣传室，天黑时候开始打印，我和老伴及我二儿子一起打字，1995年电脑打印还不普及，打字便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印更是费事，弄得满头大汗才打出几张纸来，11点钟铁路局机关就要关大门了，必须赶在这之前把信打印出来，还好，尽管手忙脚乱，还是顺利地打印好了几封信。

　　信是寄给中纪委等部门的，然而我还是决定寄一封给省里的有关部门。发到省里的这封信是我自作主张寄出的，没跟家里商量。后来证明，就是这封信露了马脚，我在打印信空白抬头处用笔添上了几个字，这个疏忽造成了以后的祸从天降。

　　第二天，我找到一个朋友，老实告诉他我要寄检举信，至于检举谁，我只字未吐露。请他给我几个信封，我的朋友很痛快地给了我。我远房亲戚的女儿正在我家做客，这女孩子认认真真地帮我写了几个信封，天真无邪的女孩只知道“郭伯伯要揭发坏人”，乐得从命，万没想到会在以后的大清查中受到不少惊吓，让我为此抱愧多年。

　　这一天，我找了个邮筒把信一股脑儿全塞进去了。那天是个大晴天，寄完信我站在路边摩挲着手，心里感到无比轻松。

　　“谁反对我，我就整谁！”

　　时隔匿名信发出仅十来天，我接到电话，说省纪委的同志有事找我，就在家里等着我呢。

　　在家等我的是省纪委的高主任，他热情地抓住我的手，用热切的眼神看着我，“我告诉你老郭，李山林这个家伙这回要倒大霉了！”他兴奋的脸上夹杂着气愤的神色，“这小子坏透了，瞒着上级领导干了不少坏事。这回，上级领导是下了大决心彻底查处这个坏家伙！今天，领导专门派我来听取你的意见的！”高主任的神态是诚恳的，口气是语重心长的。

　　那一天，我匆匆忙忙地介绍了一些情况，高主任听得很认真，不时在本子上做记录。

　　过了两三天，高主任又给我打电话说晚上省纪委几个同志要专门来听取我的反映。省纪委以靳处长为首的一大帮子人拥进我不宽敞的家，弄得我和我老伴真有几分措手不及。

　　靳处长清了清嗓子，说：“李山林的问题相当严重，省纪委下决心揭开石家庄建委的盖子，决定立案对李山林一伙人的问题一查到底！郭光允同志，你是建委的老同志了，对李山林问题的底细、内幕，应该说有充分的了解。你有责任和义务配合省纪委，把你所知道的问题详细地说一遍，越详细越好，希望你毫无遗漏、毫无保留地反映这一情况。”靳处长把“越详细越好”几个字说得很重。

　　我点点头，边理清思路边讲。

　　从李山林任意减免城建配套费，到不经招标发放工程（尤其是勾结南京二建的许多事实），从打击、迫害建委老同志的卑劣手段，到他独断专行的霸道作风。我还讲到检举腐败碰壁的遭遇，提到对我的非法“审查”，讲到激愤之处，声音都有些发抖。

　　我不知道，从高主任找我“促膝谈心”的那一天起，一张无形的网已经在我周围张开了。我也不可能知道：程维高在省委会议上，公开声言：谁反对我，我就整谁，谁要想扰乱河北，谁要想破坏河北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是断然没有好下场的。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9·26”专案组。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前面就放着我的那封匿名信和那封题为《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的公开信。

　　被整入看守所

　　省里成立“9·26”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并非只针对我的匿名信而来。省里专门组织了200多人的庞大公安政法队伍来清查一系列反程维高的“奇案”，专门查检举人是谁。专案组全市排查，然而，《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一信确非我写，但确定为重点排查对象，我被带到了军分区招待所受审。

　　一位姓白的公安干部一直在隔壁操纵指挥这次审问。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们拍桌子打板凳地审我、申斥我。不许我回家吃午饭，我提出：我有胃病，能不能让我回家吃口热的？答案自然是：你不说实话，只能在这里啃馒头。馒头是凉的。我又提出要看病，还是那句话：承认了就让你去看病。我实在打熬不住，要求住院，高主任一直跟着我，等于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

　　1995年11月21日，我在建委大楼一层的楼梯碰上了省纪委的高主任，这时还有几个生人。几个人一下子挤了上来，把我挤得紧紧的，拥着我上了车。汽车一直向北走，拐上了一条僻静的背街，车再一转，一条寂静无人的街道出现在我眼前。我心一沉：果然对我下手了！

　　在石家庄市看守所大门，他们带我下了车，押解我的人在门口打了个招呼，看来看守所早有准备，什么也没说就让他们把我带进了大铁门。

　　一个看守所干警向我宣布：“你涉嫌违法犯罪，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收审。”

　　然后开始对我搜身，把我裤腰带解去了，钥匙拿走了。在除去我的腰带、搜走我的钱物的同时，一名看守上来撸走我的手表，这时他出现了一个重大疏漏———恐怕再聪明的看守都免不了要出现这样的疏漏：因为那一天太巧了，我刚从修表铺回来，左右手腕上各戴了一只手表———看守只搜走了我左手腕上的那只表，另一只表则被我侥幸地留在了身边，在以后的370多个日夜中，这只手表成为我囚禁生活中的一个安慰。（李瑛整理）

　　作者:李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