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街头尴尬现象

　　上午9时许，一个满脸污秽的小孩子夹着一只脏兮兮的蛇皮袋从市区五马街旁的一条小巷里钻了出来。在一处有阳光照到的店铺墙角，他像往常一样，熟练地从蛇皮袋里掏出那张写有“父亲被车撞死，母亲被逼成精神病”的求助信，端端正正地往地上铺好后，就三下五除二地剥去身上的衣服，在寒风中裸着身子，伏在地上向路人捣蒜般磕头。

　　这是1月9日记者在市区五马街看到的一幕，这名叫小宝的小乞丐，记者观察他足有三天时间了。

　　五马街上某服饰专卖店的店员陈小姐告诉记者：“来五马街乞讨的乞丐特别多，有时几乎每隔十来米就有一个，其中大多数是小孩和残疾人，我怀疑这些人是有组织的‘丐帮’。”

　　“照这样下去，商业街岂不是快成为乞丐街了。”站在店门口，陈小姐望着不远处那些向路人卖力乞讨的乞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止是五马街，市区一些主要的街道都遭遇了这种尴尬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繁华街道都有乞丐频繁行乞的身影。有的甚至缠住过往路人不放，直到给钱为止。

　　1月5日上午，记者在人民路看到一幅让人非常不是滋味的画面：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像动物一样伏在地上，肩头绑着一条手指般粗的麻绳，绳子的另一头拴着一辆小小的滑轮车，滑轮车上坐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残丐，残丐一条腿是断肢，另一条则反缚在背上。小乞丐拼命地趴在地上拉着车，坐在车上愁眉苦脸的残丐则腾出一只手拿着个洋瓷碗，不停“当当”地用碗敲击着地面，以引起路人的注意。

　　以同样手法博取同情的还有市体育馆侧门门口的一个小婴儿，几天来，这个才两岁左右只会叫“妈妈”的光屁股男婴，被人用一领草席胡乱一裹扔在路边，婴儿在寒风中瑟瑟地颤栗着幼小的身子，他的身边还放有一只碗，上面散落着一些零钱。有市民说，婴儿分明是被人利用行乞的道具。

　　1月7日，到夜里11点多，记者在五马街看到行乞了一天的小宝慵懒地伸了伸腰，然后穿上衣服，把钱和求助信塞进蛇皮袋，拎着袋子敏捷地钻进身边的小巷。在巷的另一出口，记者看到一个模样凶横的中年汉子从小宝手里夺过袋子，然后熟练地叫了一辆出租车，领着小宝钻进车子，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同情心最怕被人利用　毋庸置疑，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乞丐已经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一个尴尬现象，那么市民对这个特殊而分不清真假的群落，又持怎样的观点呢？

　　在市区马鞍池路上开店的个体老板洪先生说：现在的乞丐让人看不懂，从前的乞丐出来乞讨似乎只是求个温饱，给米也行，给旧衣服也行，而现在的乞丐动辄就是要钱，有时给少了还不行。洪老板有过一次切身体会，那一回，他店里来了一个河南口音的中年乞丐，洪老板见他好手好脚的，就顺手给他投了一角钱，想不到那乞丐还嫌钱给得太少，定要给一元的才行。洪老板没理他，结果那乞丐就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骂了声：他妈的。把洪老板气得连话也说不出来。

　　在市区一家贸易公司里上班的赵凌小姐也有过一次恶心的施舍经历。小赵下班，在学院路碰上一对抱着小孩的外地夫妇，这对夫妇拦住小赵，低声下气地说自己来温州寻工不着，现在身无分文，小孩饿了几天都吃不上一口饭。见他们说得这么可怜，小赵就掏出十元钱给那对夫妇，夫妇俩自然千恩万谢地走了。想不到隔了几天，小赵下班的路上，居然在原地方又碰到那对夫妇，他们已经认不出小赵，拦住她“复读”了上次的原话，单纯的小赵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上当了，原来那对夫妇就靠这个伎俩来行乞，利用他人的同情心达到自己可以说是行骗的目的。当时小赵感到犹如吞了一只苍蝇，狠狠地白了他们一眼，恨不得把钱要回来。此后，她就告诉身边的朋友，不要随便给路边行乞的人施舍。

　　一位在超市上班的丁小姐向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的乞丐令人生厌，不是我们缺乏爱心，而是大街上的乞丐真假难辩，你无法知道他们中，哪些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其实同情心最怕被别人利用。

　　不久前，一位热心的网民在温州新闻网BBS上发了帖子说：自遣送站改为救助站后，街头的乞丐越来越多，特别是人民路、五马街、公园路等繁华地带。救助站可以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吃住，他们看不上，宁可躺在街头展示自己的残疾。由谁来管？怎么管？应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如果置之不理，会影响温州参加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当然“职业乞丐”现象不只在温州，全国各地都有，只是因为温州人富得有名气，所以乞丐也冲着温州的经济发达慕名而来。在管理方面，全国联动，一时还有点难，但温州一向敢为天下先，能否借鉴兄弟省市的做法，拿出切实有效的方案。也许，网民的话道出了众多市民共同的心声。

　　规范乞讨缺少法律依据　乞丐行为的“异化”，已经成为我们这座城市不可逃避的现实问题。作为与此相关的管理部门，他们又是持怎样的看法呢？为此，记者于1月6日、7日采访了相关的管理部门。

　　市民政局社救处处长刘松真把现在的乞丐归纳为三类：一类是生活无着人员，流落街头，确实需要政府救助的人员。二是从“传统”乞讨地区出来的人员，这些人主要来自安徽、河南等一些乡村，一般选择在农闲季节外出乞讨，他们乞讨目的不是维持生计，而是纯粹解决家庭如盖房、子女读书等经济问题。第三是幕后有团伙操纵的乞讨，一般是由不法分子操纵一批弱势群体，如：老人、儿童、残疾人，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把他们组织起来乞讨，作为赚钱的工具。

　　刘处长认为，乞丐在街头泛滥的现象已经引起广大市民的反感，我市相关部门非常重视这一问题，也在积极采取一些应急措施。目前，上海、苏州一些大城市实施了“禁乞令”，主要街道不许乞丐乞讨，用地域调整来控制乞讨的分布。还有，杭州有关部门向市民宣传，要求市民不要盲目向乞丐施舍，要引导他们到救助站寻找救助。这都是一些值得借鉴的办法。

　　自去年收容制度废止后，民政部门目前的职能只是负责救助，而不能管理、处置乞讨人员其它的违规违法现象，所以对一些乞讨人员的违规和违法行为，还要靠城管和公安等部门加强管理和打击力度。

　　温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陈伟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乞丐影响市容，随地占道，严重损害了我们城市的形象，作为城市管理部门，有这个义务管好这回事。

　　但是，现行法律对乞讨人员的管理只是参照“救助管理办法”，所以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城管部门对乞讨人员的管理就遭遇到了法律上的难题。陈伟光副局长说：“关键是法律还存在空档，救助管理办法提倡我们政府关心帮助乞讨流浪人员等弱势群体，但法律对乞讨流浪人员的具体行为并未作任何禁止和限制，所以在具体管理的时候，我们没有限制乞讨流浪人员人身自由的权力，如果对方拒绝救助，我们只能是放弃，而不是强制。”

　　对于陈副局长的说法，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孙立新深有同感，孙立新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乞讨人员在社会上形成不良影响，主要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市民的同情心，用欺骗的手段向市民索要钱财等恶劣行为所造成的。由于乞丐流浪人员人身不受限制，管理时就缺少法律依据，对组织乞讨的，除非抓住幕后的头目，就没有其他办法限制。孙立新又向记者介绍：由于温州目前没有立法权，对乞讨流浪人员的管理，只能在一些重大的特殊的日子，如“两会”召开的时候，将散布在市区的乞丐统一送到市救助管理站里安置几天，会议一结束，那些乞丐就重新涌上街头。

　　既要不违法又要有人文关怀　温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严东一认为：要遏制乞丐职业化的现象，一方面救助管理部门要加大向市民的宣传力度，让那些走投无路的流浪人员能及时来救助站接受救助；另一方面，市民亦可把善款捐给社会慈善机构或救助管理站，防止捐款被不法分子利用。

　　温州市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宋乐稣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对于乞讨流浪人员的治理，光靠禁乞是行不通的。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中，政府行为也是受法律的约束，任何公共政策也应该尽量照顾弱势群体，体现以人为本、体恤民生的原则。从这样的立场上看，地方政府如果明文规定禁止乞讨，很可能会受到违宪的责问，如果以强制手段驱散或拘留乞丐，也会触犯相关法律。但是，如果乞丐的乞讨行为实质上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损害，以现有的法律就可以对之实施管制，相信这样的管制也会赢得大多数人的赞同。与此同时，对乞丐群落的犯罪倾向一定要加大监控力度，对可疑的乞讨行为一定要追查它的背景，如果存在着有组织犯罪、绑架、人身胁迫或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行径，一定要严加打击，这样才有助于扭转乞讨行为的“异化”势头。

　　温州市人大代表、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黄跃君律师历来非常关注城市乞丐“异化”现象。黄跃君代表说：从法律的角度说，流浪乞讨人员指的是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奔，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日前我们温州存在的乞丐，却不是上面所说的那么单一，乞丐群落处于“结构复杂”的局面，因此在规范和治理这些乞丐流浪人员方面，我们必须采取分而治之、多管齐下的办法。

　　黄代表认为，对于符合救助管理办法的流浪乞讨人员，政府部门应该尽心尽责对其进行救助，以此体现人文关怀。除此之外，政府也应该鼓励民间力量兴办慈善机构，最大限度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人道救助；对于那些本身可以自食其力，却不去靠劳动而用乞讨去收集财富的，社会可以呼吁政府对此立法来规范；对于那些利用人身胁迫，限制未成年人或残疾人人身自由，组织其去乞讨的犯罪行为，公安部门必须依据《刑法》对其加大打击力度，切实保护这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当然，在治理整顿乞丐“异化”问题上，各有关部门，如：民政、城管、公安等等都必须互相配合、通力协作，一道来治好这个附在城市肌体上的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