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教育产业化已在各地官员的口中喊得“震天动地”，甚至在一些地方已搞得如火如荼，然而，教育部部长周济1月6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他认为该问题作为学术研讨是可以的，但是各级政府制定教育和经济政策应避免用教育产业化的概念，不能以教育产业化的思想来指导教育发展，更不能作为政府创收、摆脱财政困难的手段(据《中国青年报》1月7日报道)。

　　原来如此！那么，轰轰烈烈的教育产业化，是什么力量喊起来、搞起来的？其实，细细追究起来，“教育产业化”的气泡之所以越吹越大，一些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官员甚至于教育管理部门“功不可没”。一份资料显示，对于教育产业化，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对统一，他们多从专业角度出发，在大大小小的、官方或者非官方的论坛上对教育产业化或部分产业化表示谨慎的赞同，认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教育投入远远不够，将“产业化”引入教育领域，不仅可以摆脱教育经费捉襟见肘的窘境，而且能够开拓教育发展的新领域，从而推进教育成本的分担，这也是与国际接轨。

　　经济学家“教育应当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的言论一出，民间对此争论不休，一直未达成共识。但这并不妨碍教育产业化的“浪潮”。经济学家的观点形成一种一边倒的强有力声势，教育从此可以成为“赚钱机器”。据说某些地方官员还曾产生对高中阶段教育不仅要“断奶”，而且要让学校创收，向财政上交的想法。这其实是在推卸政府本来应负担的投资教育的责任。

　　说来也难怪，据了解，在“政府从未提出教育要产业化”的消息披露之前，教育部虽没有一份正式的文件肯定教育产业化，但好像也很少明确地否定教育产业化做法的言论见诸媒体，也少见关于教育产业化的明确定义，这显得多少有点无所作为，似乎是一种“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中庸之道。这也让那些追求教育投资利润最大化的地方领导和学校有了搞教育产业化的口实。故而，已闹得沸沸扬扬的“教育产业化”给人的感觉是，它已成为基本国策。在教育产业化思潮促使许多地方不顾实际地争相大规模圈地修建大学城的今天，在教育产业化已成为学校乱收费挡箭牌的今天，“教育产业化从未成为政策”的明确表态来得未免迟了些，颇有“亡羊补牢”之嫌。

　　在我看来，这种表态之所以会姗姗来迟，可能在于教育产业化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偏离了教育部门或者说经济学家们当初构想的正确方向，把教育产业化等同于教育商业化了。

　　那么，教育部门或者说经济学家们当初构想的教育产业化的正确方向在哪？到目前为止好像仍没有关于此的明确定义。不过，我们可以看看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在教育产业化上曾进行的成功尝试。几十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学校工业园，使教学活动、科研成果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推进，最终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这就是“硅谷”。之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开辟了一些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的研究项目，如新型材料的作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研究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等。

　　这至少说明，国际名校在推行教育产业化的进程中，决没有动摇学校传播知识、追求学问的“神圣地位”，更不是构筑其商业地位。而我们许多地方、许多学校的教育产业化似乎恰恰相反，几乎已将产业化等同于“商业化”。教育具有公共属性和公益性，这应当是教育的本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