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勇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这是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一句著名古训，意在阐明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依靠力量，以及我们党现在乃至将来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浓缩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忧患意识。其意思是说，执政者以老百姓所忧心的事情作为自己忧心的对象，老百姓也会反过来忧思执政者的忧患。用现在的观点看，它一方面指出了执政者与人民大众之间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另一方面表现出执政者改造世界的一种责任感和能动性。这种忧患意识，体现的是一种居安思危的高超智慧。

　　古往今来，多少执政者深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一直在强调“居安思危”，也不断地书写“盛世危言”，以此警示当世，昭示后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先王圣哲如尧、舜、禹等，担负着为部落人群解决困难的重要责任，并因此责任感而生发出忧患意识，为黎民百姓的利益夙夜忧勤，从而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戴。“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正是古代思想家总结历史经验而作出的精辟概括和理性提升。此后，以忧思民生疾苦为主要内容的忧患意识成为中华民本思想的永恒主题，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崇高的价值追求。诸如孟子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危”，“君子有终生之忧，无一朝之患”；《礼记》告诫执政者“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屈原“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希望有广厦大庇天下寒士，“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近代爱国先驱魏源“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等等。可以说，这种忧国忧民的价值认同，千百年来一直滋养着中国人民，滋养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深契“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政权存在的现实性、合理性都取决于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群众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发展。执政者的活动，一旦超出劳动者的物质活动所需要或所允许的界限，就会由“必要的”变成“多余的”，迟早要被劳动群众所抛弃，劳动群众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世界范围内许多政党失去政权，尽管原因多样复杂，说到底，还是因为脱离群众。“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包含着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从行政的主动者而言，“忧民”是一切行政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行政的被动一方来讲，一旦自己的忧思苦痛得到执政者切实的重视，老百姓也会激发出巨大的能量给执政者以根本性的力量支撑。二者相辅相成，密切关联。

　　“忧民之忧”，就是要求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以及具体的行政行为，无论是涉及经济的还是政治文化的，都要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只有首先做到这一点，人民群众才会“忧其忧”，才能形成万众一心共渡难关的积极和谐局面。只有如此，才能代表时代社会经济运动的前进方向，顺应历史潮流，使国家民族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警醒当代共产党人不能忘却“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了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八十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和谐良好的鱼水之情，党和政府的一切作为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但不可否认，目前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也存在着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有的不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冷漠无情；有的好大喜功，热衷于形式主义；有的事事替个人或小团体打算，侵犯群众利益；有的甚至搞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等等。这些腐败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以至愤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持和牺牲，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辉煌胜利；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创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不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这一切的胜利和成就，离不开我们党时刻“忧民之忧”，始终坚持为实现和维护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因此，我们必须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切实解决群众观点问题，做到认识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爱护群众，使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水乳交融。只有这样，我们党和国家才会更加兴旺发达，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