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间，不准外出、在家待命随传随到的高度紧张生活，让安学成的精神极度恐惧。而就是一起简单的经济纠纷案，却直至目前，公安机关也没有侦查完。近日，记者赶赴双城进行了采访。

　　一关就是466天

　　据安学成介绍，1996年末，他购买了双城个体煤贩徐某240吨原煤，煤款为48800元。当时他给付了12000元，并约定煤卖出后付清余款。他给徐某出了欠条，并把身份证放在徐某处。由于煤大部分是赊出去的，所以剩余的煤款没有立即返还。没想到，1997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徐某带着双城市公安局经侦科民警刘铁针等将他抓到公安局拘留。

　　在拘留15天后，双城市公安局向双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而双城检察院却在近三个月后，1997年7月18日，才以他涉嫌诈骗为名批准逮捕。同年7月21日，双城市公安局对他执行逮捕。

　　1997年9月12日，双城市公安局将安学成案移送双城市检察院起诉，10月28日，检察院向双城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1月6日，法院以证据不足将此案退回检察院，12月10日，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此案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之后，公安局经补充侦查，检察院再次向法院起诉，法院又退卷给检察院，1998年7月8日，检察院再次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

　　就在二次补充侦查期间，安学成却接到了一纸“奇怪”的通知书。据其讲，1998年7月10日，双城市公安局给他发了《释放通知书》，但却告之对他实行“取保候审”。

　　虽然是不明不白的“取保候审”，但终于让安学成告别了铁窗。这之前，安学成自己数着天数，他在看守所里待了466天。

　　取保候审竟达三年

　　1998年7月10日，从“取保候审”后，他就盼着案子早日出结果。然而，令他奇怪的是，双城市公安局的第二次补充侦查却杳无消息了，他的“取保候审”一直在继续。2000年10月10日，安学成的律师于泉向双城市公安局提交《解除强制措施申请书》，提出取保候审的期限是一年，现已超过法定期限，申请解除对安学成的取保候审。但直至2001年7月31日，安学成才收到双城市公安局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

　　这次“取保候审”让安学成的人身自由被限制了三年多。他说，这三年间，不准外出、在家待命随传随到的高度紧张生活，让他的精神极度恐惧，不堪回首。

　　案卷：同一件事时间为何不同？

　　由于时间太长，安学成本人也记不清有些事的时间，但案卷中明明是同一件事，却“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就更让他懵了。他说，在1997年12月10日检察院的补充侦查决定书中，写明的是公安局于“1997年9月12日”将他的案子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双城市公安局给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的落款时间也是“1997年9月12日”。但在2001年9月24日的检察院刑事确认书中，公安局向检察院移送此案的时间却变成了“1997年10月5日”；在公安局给他的《释放通知书》上，他“因诈骗案于1998年2月27日被逮捕”，而他被捕的实际日期即《逮捕证》上的日期是1997年7月21日，《释放通知书》上的逮捕日期比实际逮捕日期“晚”了7个多月，这也意味着，他在看守所的时间被“减”了7个多月；在检察院给公安局第二次补充侦查的便函中标明的时间是“1998年7月8日”，但在2001年9月24日的检察院刑事确认书中，二次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的时间却变成了“1998年7月2日”。

　　针对这些时间上的出入，安学成曾找过公安局和检察院，但没有得到任何解释。

　　公安局：待班子分工后再研究

　　2003年12月29日，记者来到双城市公安局采访。该局张国富副局长说，当天是该局领导班子调整上任的第一天，尚没确定各自分工，不知该由谁接待和答复记者。

　　对记者提出的为什么至今还未结案的问题，该局法制科刘科长说，2003年7月28日，该局控申科已对安学成要求撤案给予了答复，现在该局对此案还是这个答复。刘科长说，不撤案的原因之一是检察院已经批捕，检察院要求公安局补充侦查，没有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记者随后又问，从1998年7月，检察院将此案二次退回该局补充侦查至今已经5年多，为什么还没有结束？对此，刘科长没有回答。

　　该局控申科王科长说，安学成在押时，他任看守所所长，他知道安学成要求撤案的事。2003年7月28日对安学成要求撤案给予的答复，就是他任控申科科长期间作出的，答复是按当时局长的意见写的。

　　2004年1月5日，安学成来到双城市公安局找到副局长张国富。张副局长说，等领导班子分工明确后，再研究他的案子。1月8日，记者拨通了张副局长的手机。张副局长告诉记者，目前领导班子分工还未定，等分工确定后，再研究处理安学成的案子。

　　2003年12月29日，双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肖宪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检察院没有安学成的案卷。今年1月8日，记者再次找到肖宪林时，他告诉记者，检察院检察长张英凯非常重视此事，目前已组织该院控申科、起诉科、批捕科联合调查此事。

　　安学成：

　　还我自由给我赔偿

　　安学成在取保候审期间一直要求对此案给予结论，多次找到双城市公安局，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案件仍在侦查中，不能结案。他又多次找到检察院，检察院给予的答复是公安机关正在继续侦查中，检察院没办法。

　　2001年9月12日，安学成以检察院将其错误批捕为由向检察院提出申请国家赔偿，同年9月24日，检察院对安学成的赔偿请求不予确认。

　　由于安学成的身份仍是不明不白，有罪，没判决；无罪，没有无罪释放证明，他饱尝了周围人的白眼和冷言冷语。备受精神折磨的安学成无法在双城生活下去，目前，他已在哈市找到了一个当保姆的工作。虽然累点苦点，但他说，心里舒服多了。“一天不给我一个明白的说法，我一天也不可能真正快乐，不管怎么难，我都要讨个说法，给我应该得到的无罪释放证明，给我真正的自由。我还要向有关部门讨要我应该得的赔偿，还我一个公道。”安学成说。

　　律师：

　　此案属超期羁押案

　　哈市日丰律师事务所律师郝骥说，此案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时间明显超出了法定时限，属超期羁押案。郝律师说，根据刑事诉讼法羁押期限的规定，在侦查阶段中，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3日内，提请检察院审查批准，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期限为7日；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为2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延长1个月。审查起诉阶段中，羁押期限为1个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以2次为限，每次期限为1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移送检察院，重新计算期限。取保候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

　　而此案中，公安局是在拘留安学成15天后，才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检察院是在提请批准逮捕88天后，才批准对安学成逮捕的；从1997年7月21日公安局执行逮捕，到1998年7月10日对安学成取保候审，历时近一年，而第二次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的时间为1998年7月，至今已经5年多了。安学成接到《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的日期是2001年7月31日，整个取保候审期限竟达三年多。与法定时限相比，此案严重超时限。（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