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乔

　　毛泽东虽然不是职业史学家，不是历史学教授，也不是历史著作编纂者，但他却深具史家气质、史家眼力、史家学识。若用一个称谓来概括毛泽东的这个特点，我觉得可以称毛泽东为“历史家”。这个称谓，既说明毛泽东在历史学识方面有大学问，又可与人们平常所称的职业性“史学家”相区别。

　　作为历史家，毛泽东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具有多种身份，是革命家、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谋略家，这使他在读史用史方面有着一般史家不可能具备的特点。

　　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因而他读史，发表史学见解，都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这是他的哲人本色在历史学识方面的表现。毛读史的这种哲人型特征，早在他青年时代求学时就已显露端倪了。他写过一篇史论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以秦国改革家商鞅立信为史例，谈立国要取信于民的道理。阅卷老师对此文极为赞赏，下的评语是：“有法律知识，具哲学思想”。后来毛泽东一生读史都具有这个评语中所说的“具哲学思想”这个特点。毛读史，极善于从史料、史事中抽绎出一般原理，论史则贯通性强、概括性强，善于把表面上互不相关的史事联在一起，言其共性。他读《南史·韦睿传》，读到勇将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这段史料时，写了这样一句批注：“仁者必有勇。”这是从史事中抽绎出了一般原理。实际上，毛的这句批注，并非只是从韦睿一人之事中抽绎出的，而是读到韦睿传时，由此联想到许多相同的史例而概括、抽绎出来的。又如毛泽东批注《旧唐书·朱敬则传》。传中记载朱敬则上书武则天，以秦朝苛政致亡的教训说明本朝必须禁绝“告密罗织之徒”。对此，毛批道：“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又批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毛泽东由唐代朱敬则的议论，联想到了汉代贾谊的《过秦论》找到了二者的共性。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是在概括一种历史教训，即“仁义不施”必然失去民心，导致败亡。

　　西方哲人有一种说法：“历史乃哲学用以教人之实例。”这是一种高屋建瓴，以哲学眼光俯察历史的史学观。毛泽东读史就富有这种俯察历史的眼光。他善于站在哲学的高度调遣史例，统帅史例，善于以史例证明哲理。他批注史书的许多语言，都是哲学语言。《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记有石勒杀王浚的情节，毛读后批注道：“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后汉书·陈实传》记有某梁上君子因受感动而向陈实叩头请罪的情节，毛又批道：“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这些批注，既是以哲理统帅史例，也是以史例证明哲理。

　　毛泽东的哲人气质还特别表现在他的咏史诗中。对于漫长的人类史，厚重的中国史，毛表现出了一种“背负青天朝下看”的恢弘气度。“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贺新郎·读史》)毛泽东就是这样提纲挈领、俯察审视，勾画出了人类社会从蛮荒的原始社会，到青铜文明，再到封建时代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作为历史家，明显地具有“博通”的特征。毛读史，重在博通，而不在专门，毛的历史学识具有广博、弘通的特点，上下五千年，纵横各方面，毛泽东都有涉及，且在很多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对于许多历史典籍的学术价值，他都有精辟的见解，如说《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这个评语是不熟读《通鉴》便不能道出的，又如他说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也是不遍览西汉政论文章便下不了的断语。

　　在一些专史方面，毛泽东的学识也堪称一流，乃至有些方面可以称为专家。毛泽东可以称为军事史家。毛因为亲身指挥战争的缘故，对中国古代战争史做过深入研究，有过许多精湛的中国军事史论述和评议。毛泽东还可以称为哲学史家。毛泽东对中国哲学史上的许多问题有精湛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引入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对这一绵延数千年的中哲史命题做出了科学的解说。对于孔子哲学、墨家哲学等中哲史上的著名专题，也做过精辟的论述。毛泽东的中国文学史学问也很渊博。他有自己的文学史观，小说史观，有自己的红学一家言，有大量的关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论说和评点。这些评论虽然不少只是吉光片羽，但同样具有学术价值，或具有启发点化、开通门径的作用。如毛泽东写过一条千余字的关于唐代诗人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注，其中有考证，有评价，有议论，可说是一篇非常精到的作家论。这样的文学史散论还有不少。

　　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所以他在读史和研究历史方面具有浓厚的实践色彩。“古为今用”是他读史的目的，是他史学观的基础。他曾明确地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他将鲁迅所说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引为同调。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行动史家”。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的史学观念中就已有了“行动史家”的基本思想。他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中这样表述自己研究历史的目的：“历史者，观往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观往事，是为了“制今宜”，“制今宜”就是用从历史中发现的规律(公理、公例)观察社会，指导实践。为了“制今宜”就要以紧迫的态度去探求公理、公例。毛泽东一生实际都是这样做的。例如，为了建立红军根据地，防止流寇倾向，他研究了李自成、张献忠的流寇主义；为防止党内骄傲情绪，他又推荐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为整风读物；他还经常把自己的读史心得用于指导干部工作，曾由三国人物郭嘉的足智多谋论证了谋与断的关系，以促使领导干部改进工作方法。

　　在各种史著体裁中，毛泽东尤其爱读人物传记。其原因大概与他是个“行动史家”有关。人物传记往往能更多地满足这位“行动史家”的需要。因为，一是古今人物颇多相似之处，古人传记较之其他史著体裁更为切近今人，二是人物传记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最为广泛丰富，最能提供多方面的历史借鉴。

　　中国的历史遗产虽然丰厚，但却精华与糟粕杂糅并存。毛泽东虽然从中吸取过大量精华，却也受到过许多负面影响。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把彭德怀看作是三国时的叛将魏延，他特别欣赏《后汉书·张鲁传》中“置义米肉”的记载，以为找到了办公共食堂的历史根据，他不恰当地以古喻今，以断李秀成为叛徒来隐喻瞿秋白晚节不忠，并非烈士，他还以评法批儒作为所谓阶级斗争的工具，等等，这些都说明毛泽东曾受过中国历史遗产中封建因素的不良影响，说明他在处理中国历史遗产的方法上存在着一定误区。这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家存在的缺憾。关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缺憾和教训，以往人们总结得并不够，今后仍需要人们特别是毛泽东研究者认真加以清理和总结，这样会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这一伟大人物，并提醒后人，引为鉴戒。（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