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涂

　　“年”即是“关”。尽管有地方已经在尝试着搞什么工资“日结月清”，可是在农民工的意识或评价中，“年关”往往具有刚性强制力：无论如何，上一年的账目，不能拖到下一年。年关，是道德的坎儿，也是习俗下的容忍极限———杨白劳“躲债出门七天整”，还不是因为到了年关，再也“蒙混”不得。

　　然而，眼下的“年关”，成了广大农民工情绪急转直下的拐点，也成了农民工罪与罚的临界点。正义的讨薪行动，往往由于某些时候程序上的缺乏正义，滑向犯罪边缘。任何人犯罪都将受到惩罚，问题是，是孤立地看待这些问题，还是适当考量一下“程序缺乏正义”的背景？为什么会“犯罪升级”？

　　农民工讨薪，讨来讨去往往发现，自己完全陷入了一个怪圈儿：政策旗帜鲜明，部门深表同情，老板满口认账，就是拿不到钱。这样的事情多了，被耍弄的感觉自然越来越强。受一时情绪影响，发生暴力事件，近日也多有所见———这已经被社会学者归结为今年讨薪的新动向了。

　　一年到头，农民工在与城市接触过程中，实际上已经积攒下不少不良情绪。一般人压抑这些情绪，如果顺顺当当拿到工钱，甚至会化解这些情绪。但是，一旦年关拿不到工资，或者屡讨屡败、屡败屡讨，自然会迅速演变为恶劣情绪、激愤情绪，情绪累加、升级，冲突随之而来。

　　对求告无效的农民工来说，年节在即而又无钱回家，是最不堪忍受的欺侮，在此情形下，内心的“良知”难以管住行动的“魔鬼”，这依然可以归因于平日负面情绪的累积。

　　去年，北京朝阳区文化馆搞了一首歌曲《民工兄弟三项纪律八个注意歌》，还创作了民工真人活体雕塑，希望通过“艺术”地展示民工在城市里像雷锋一样的奉献，牵手城市人和农民工。一年过去了，歌儿好像并没有传唱起来，民工喜欢唱的，还是“流浪歌”；雷锋就更不用提了，且不说奉献不奉献，你把最起码的工钱先给了成不成？

　　为什么农民工合法讨要自己的工钱这样艰难？因为规则都是为城市工人阶级制定的，有制度保障；而在农民工进城的进程中，他们才刚刚实现了较为自由的流动，“讨薪风暴”什么的，都还是临时救急式的救助。

　　所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太元教授强调：“农民工问题表面上看是要解决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就业方面不合理限制，给予农民应有的国民待遇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我国将要建设什么样的工人阶级队伍，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和城乡均衡发展问题，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

　　当社会救助真正实现由政策“救急”到制度层面的演变，我们的年关才会真正祥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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